|青铜||「钟鸣鼎食」，即是描述青铜器在商周贵族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各种祭祀、宴飨场合，伴随钟鼓的悠扬乐声，他们相围静坐，列鼎而食。方鼎以其外型得名，有别于一般以圆腹、三足表现的鼎，其鼎身呈长方体，设四只圆足，透过方、圆的搭配，沈稳厚重，而不流于呆拙。如同其他圆鼎，方鼎底部也多现烟炱痕迹，说明它们的用途相同。方鼎作为鼎的一个特殊器类，在商代早期（郑州商城时期，距今约3600-3500年）开始零星出现，绝迹于西周中、晚期。|此鼎立耳，斜折沿，厚唇、深腹，器壁为斜直壁，略向内缩，器底近平，设有四柱足，腹深与足高的比例相当，赋予整体完美的平衡与协调，反映商代晚期铜器以臻巅峰的铸造技术。器身分为两条纹饰带，以大兽面为主，器肩的鸟纹为辅。方鼎的四面各有一只以平面展开的大兽面纹，亦即俗称的饕餮。在底层云雷纹的衬托下，兽面浮雕显得突出而立体，C字形曲角、眉、耳、嘴、厉爪，乃至身体的延伸，都清晰可辨，而刻画于其上的阴刻线则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其栩栩如生。而双眼眼球又突出于其上，藉由繁复的层次感，夸大表现饕餮的威慑力。由底纹而上，精彩呈现了商代铜器铸造巅峰期「三层花」的装饰手法。至于器肩的鸟纹带，同样通体以雷纹衬地，居中有一浮雕兽首，两侧各有一对长尾凤鸟对称相望。在器身的四角以及中线，各设一道扉棱，并延伸至柱足的上部，搭配主体的延伸，柱足上半部也饰一道兽面纹，其余部分则为素地。本鼎的三条纹饰带的布局，我们可以在河南安阳孝民屯出土的方鼎找到相同的对应。|器内底铸有铭文：「亚豕盉」，这系一个复合式族徽文字，该族徽非常罕见，目前只有在香港御雅居2015年刊布的一件商代铜鼎出现。「亚盉」与「亚豕」乃系时常出现在晚商—周初的金文族徽，就目前所知的青铜器而言，可以分别找到四个带「亚豕」族徽，以及五个带「亚盉」族徽的铜器。关于「亚豕」器群，〈亚豕父甲爵〉、〈亚豕方彝〉分别收藏于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豕父甲爵〉曾为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著录（1937），后者则属Arthur M. Sackler旧藏，应该皆是在20世纪上半叶流散海外，〈亚豕爵〉现藏北京故宫，据传出自安阳。「亚盉」器群则以〈亚盉父丁甗〉、〈亚盉父丁觚〉两件发现较早，在清代已经有著录，分别为潘祖荫、陈介祺所藏，〈亚盉父丁簋〉目前收藏于济南市博物馆，从铭文来看，很可能与前两器同出，属于同时所作。〈亚盉尊〉则在20世纪上半叶流失美国，目前所在不详。〈亚盉父乙盉〉出土于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不过考虑到周人东征胜利的历史背景，以及周人铭文不用「日名」的习俗，这件铜器可能作为战利品赐与燕国贵族，并非代表「亚盉」族居住于此。|「亚豕盉」复合族徽的出现，御雅居在2015年的图录中认为是两支部族透过通婚、结盟等方式结合。不过，学界一般主张这种复合式族徽乃系标志母族与支裔子族。考虑到中国古代联姻与铸铭的习惯，因为联姻或其他理由而更改本族图腾流于牵强，将之理解为氏族的分化是比较合理的推断。不过，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无论「亚盉」、「亚豕」孰为母、孰为子族，这两支族群的分布时间多在商晚周初，「亚豕盉」象征着族群分化的初期阶段，应该也出现在这段时间，后来随着时间的演化，子族逐渐独立，不复兼用母族的族徽。|本鼎在底部保留了铸造痕迹，亦即双X字形棱线，这是商周时期铜器铸造时，为补强底部泥范强度所设，学者称之「强筋线」，在分藏于上海博物馆与北京故宫的〈德方鼎〉、〈作宝彝方鼎〉底部可以找到相同的筋线，可以作为本鼎铸造年代的参照。〈德方鼎〉作于周成王之时，比较其纹饰，德方鼎已是分解式的兽面，兽面的双角也包覆一周若火焰之纹饰，反映西周早期的风格，而〈作宝彝方鼎〉年代略早于成王。而两鼎的器身、足比例明显是足大于器，以方鼎器型的演变而言，身、足比是由大于1，逐渐变小，「亚豕盉」鼎明显早于〈作宝彝方鼎〉，因此，「亚豕盉」鼎应是商代晚期的作品，承先启后，在方鼎的演化历程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以目前所知的青铜鼎而言，方鼎作为其下的一种门类，尽管出现的很早，但是数量一直都非常稀少，方鼎与圆鼎的比例约是1：9，目前全世界所知带铭的商代方鼎不满百件，绝大多数皆为各大博物馆所收藏，足见其珍贵。在拍卖市场，方鼎同样罕见，然而，一旦现身，即吸引全球藏家的目光，屡有亮眼成绩。2012年纽约佳士得即以逾百万美元拍出一件晚商方鼎，2015年纽约苏富比，也以238万美元高价拍出另一件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的方鼎，该热潮延续至去年，香港保利也呈现了一件超过700万港币成交的商代晚期方鼎。相较之下，本鼎的量体到达30公分，皆大于市场常见的方鼎尺寸，一方面，保留了商代晚期铸造巅峰期的华藻装饰，一方面更带有罕见复合式族徽，实为难得一见的精品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