钤印：李、可染、孺子牛款识：可染题。此作品经李可染艺术基金会鉴定为真迹。沈鹏先生在《李可染书画全集·书法卷·序》中说:“书法既是李可染的余事，也是他的全部艺术活动的重要部分。说余事，因为书法只占用他从事绘画以外的较少时间，并且与绘画的数量比较占据次位。但是，从书画理法相同的意义来说，从笔法与结构的最抽象的原则来说，书法就不仅不是余事，而是可染艺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了。”李可染先生擅书法，又喜搜书帖，尤爱魏碑，他书法早年学王羲之、赵孟兆页、石涛诸帖，深得精髓，融会贯通，与早年绘画一样入古出新，脱化而出。其上世纪40年代的书法，独幅作品已极少见，从大多题画书法看，大都用笔灵活多变，气韵生动，意趣酣畅，体势跌宕，与晚年书法的沉重凝练不同。上世纪60年代“文革”中作画甚少，常以习字为日课，临摹颜真卿《八关斋帖》、魏碑、汉隶诸帖，自创了一种采众家之长的一家之体—“酱当体”(李可染自戏名之)。以此字体来纠正自己书风中的“流滑”之病。“酱当体”的由来，据画家回忆说，是源于旧时酱园招牌上丁匠所写的大字，多是笔画粗重平实，线条缺少韵味和变化，即近于“横平竖直”的一种极其刻板的书体。李可染先生曾说:“字体削瘦容易，丰厚难。就像人的肢体，要有骨力、有弹性、苍而润。瘦笔只见骨头，比较容易，若在丰厚之中见出筋力就好了。丰厚比瘦削好，传世多颜字是有道理的，颜字有庙堂之气。”以后，他的书风有了突变。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轻灵优美变为沉实厚重了。从其传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在70年代末期已达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