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此像头戴五花冠，头顶束高髪髻，余髪结成发辫垂于两肩，双耳垂圆环。面形方正，额部高广，眉如弯月，眉间饰白毫，双目低垂，神态安详。上身胸前饰项圈和长链，项圈下缀璎珞，下身着长裙，腰间束宝带，手和足部饰有钏镯。跏趺端坐于束腰式莲花宝座上，双手当胸结说法印。莲座为半月形束腰式，造型规范大方，上下边缘各饰一周连珠纹，莲瓣上下对称分布，周匝环绕；莲瓣形制宽大肥实，头部略微翻起一道卷边。造像表面有泥金和朱漆，其中朱漆部分应为泥金的金脚，这一漆金工艺明显为中原传统技法，对于造像产地又提供了重要依据。整体造型大方，风格鲜明，工艺独特，品相完好，是一尊十分难得的元代宫廷造像。|此尊佛像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大德九年（1305年）铜镀金文殊菩萨像，在形制上比较接近。本尊佛像头部花冠高大，花瓣呈三角形竖立，为元代宫廷造像中类似花冠比较常见，与2008年纽约佳士得春拍的元代铜镀金观音菩萨像十分接近。另此尊佛像背后的交叉十字形连珠线装饰，这一装饰细节在元代宫廷菩萨装造像上十分多见。|大日如来是毗卢遮那佛，乃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意为照耀，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唐朝实叉那陀译《八十华严》采用此译名。但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出的《六十华严》，译为卢舍那。||参阅： 《永乐以前13-14世纪汉藏佛像》，Robert R.Bigler，图18||众里寻觅千百度 因缘熟时远归来|－元代宫廷风格铜泥金大日如来像赏析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宫廷造像指由内地帝王主导，製作於皇家工艺製作机构的佛教造像，是藏传佛像艺术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支。它不仅以独特的风格、精美的工艺展现了皇家艺术气质，而且以多元文化元素融合的特点见证着我国汉藏等多民族的文化交融和团结友谊。宫廷造像肇始於元代，明清两代相承而不断，皆与三代统治者崇奉藏传佛教密切相关。三代统治者皆於宫廷设立专门的造像机构，元朝为“诸色人匠总管府”，明朝为御用监“佛作”，清朝为“中正殿念经处”和“养心殿造办处”。出於政治或皇家信奉的不同需求，这些造像机构都製作了大量的佛像，其中许多造像幸存下来，成为见证元明清三代崇奉藏传佛教和宫廷造办佛像的重要历史见证，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三代宫廷藏传佛教的传播历史和造像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一直以来，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明清两代的宫廷造像，对其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涌现的成果十分丰硕，使我们对两代宫廷造像的历史背景、产地、目的、风格与特点、题材、工艺等获得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而对於元代宫廷造像，国内外学者也一直在不断探索，但研究一直处於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其风格样式及基本特征的探讨始终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究其原因，大致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元代宫廷造像没有留下可靠的实物依据，不像明代和清代宫廷造像都有宫廷製作的明显时代标记，即大多数佛像的莲花座上刻有标示年代的纪年铭文。二是元代国乍较短，立国只有九十余年时间，加之藏传佛教及艺术形式首度传入内地及北京，缺乏基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藏传佛像艺术能有多大的传播与发展，又能否转化为宫廷特有的造像风格，多数学者抱持怀疑态度，以故终未深入探其究竟。三是元代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的流行於内地宫廷的造像风格为阿尼哥传来的“西天梵相”或称“梵相”，是一种带有明显异域特色的造像风格概念。基於这一记载，在内地的藏传佛教流行区域，除了阿尼哥的“西天梵相”，似乎不再存在其他造像风格。於是一些学者亦将注意力集中於“西天梵相”和阿尼哥的造像风格上，并为之苦苦追寻。瑞士学者迈克汉斯曾专门推定出阿尼哥的“西天梵相”样式，一度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现在看来，我们过去的努力都劳而无功，原因是受到了“西天梵相”概念的迷惑，而没有看清事实的真相，“西天梵相”之名障弊了学者的眼目，而将元代宫廷造像研究的重心引向了尼泊尔或印度“西天”的歧途。事实上，阿尼哥传来的“西天梵相”就是元代宫廷造像，是元代宫廷造像的代名词，不过我们不能静止地看待“西天梵相”，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它。它最初来自尼泊尔，因而保留了它原产地的概念，但在传入我国西藏和中原之后即已发生了变异，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西藏和中原艺术元素，已不再是纯粹的西天梵相，而是汉藏尼结合的复合形式。过去学者们对“西天梵相”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概念上，没有考虑艺术重新生长的文化艺术环境的影响。以上这三个方面，尤其第三点应当是元代宫廷造像研究不能向前迈进的主要原因。|近年来，西方学者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一批风格一致的14世纪的藏式金铜佛像，初步确定为明永乐之前元代内地製作的藏式造像。其中，瑞士学者罗伯特•贝格勒博士撰写出版了两部相关著作，即2013年出版的《Art and Faith at the Crossroads-Tibeto-Chinese Buddhist Images and Ritual Implements from the12th to the15th Century》（艺术和信仰在十字路口－从12到15世纪汉藏佛像和法器）、 2015年出版的《Before Yongle-Chinese and Tibeto-Chinese Sculptures of the13th and 14th Centuries》（《永乐以前－13至14世纪中原地区汉藏佛教雕塑》），先後刊布了10余尊金铜材质的元代宫廷造像，以及10余尊受宫廷风格影响的中原汉传造像。这是目前所见刊布元代宫廷造像最多和最为集中的著作。同时，2014年8月澳大利亚独立学者菲利浦亚当斯在香港《Orientations》发表文章－《Imperial Yuan gilt-metal Buddhist Sculptures： Stepping Stones to the Early Ming》（《通向明初的基石－元帝国镀金金属佛像雕塑》），也刊布5尊元代宫廷风格造像。两位学者对於公布的佛像虽然没有明确断定为元代宫廷造像，但都明显地倾向於元代宫廷製作，为元代宫廷造像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也揭开了元代宫廷造像神秘的面纱。||两位西方学者发现和公布的资料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也给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根据西方学者公布的佛像资料，2004年冬笔者即开始关注并着手研究元代宫廷造像。一方面重新梳理历史文献记载的元代宫廷造像资料，重新研究已知的几处遗存的元代宫廷造像的艺术特征，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大德九年（1305年）铜镀金文殊菩萨像（图一）、元至元二年（1336年）铜释迦牟尼佛像、上海松江圆应塔出土的“大都佛儿张”款的青田石雕释迦牟尼佛像、北京居庸关云台元至正二年至至正五年（1342-1345年） 石刻十方佛与四大天王等浮雕造像，以及杭州飞来峰石窟元至元十九年至元至元二十九年（1282-1292年）杨璉真伽主持雕造的46尊藏式造像，等等。另一方面，从国内外博物馆、国内外佛像拍卖图录、私人收藏家、古玩行家等渠道，广泛搜罗元代宫廷造像及与之相关的造像资料，以期丰富我们的研究资料和视野。通过近四年的努力，已有较大的收获：一方面我们从不同的途径，发现了百余尊元代宫廷造像和元代准宫廷造像（也可称元代宫廷风格造像）；另一方面通过对已知和新发现的元代宫廷造像进行类比研究，并结合元代历史文献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对元代宫廷造像的认识已取得初步成果：基本掌握了元代宫廷造像的风格特点，基本可以确立元代宫廷造像的风格样式，构建元代宫廷造像的风格体系。||此次北京中汉推出的铜泥金大日如来像就是一尊元代宫廷风格造像。此像头戴五花冠，头顶束高髪髻，余髪结成髪辫垂於两肩，双耳垂圆环。面形方正，额部高广，眉如弯月，眉间饰白毫，双目低垂，神态安详。上身胸前饰项圈和长链，项圈下缀璎珞，下身着长裙，腰间束宝带，手和足部饰有钏镯。跏趺端坐於束腰式莲花宝座上，双手当胸结说法印。莲座为半月形束腰式，造型规范大方，上下边缘各饰一周连珠纹，莲瓣上下对称分布，周匝环绕；莲瓣形制宽大肥实，头部略微翻起一道卷边。莲座下部封底已开，装藏散失，从大开的内膛可清晰看到内膛面貌，为造像时代、产地和工艺的判断提供了重要参考。造像表面有泥金和朱漆，其中朱漆部分应为泥金的金脚，这一漆金工艺明显为中原传统技法，对於造像产地又提供了重要依据。整体造型大方，风格鲜明，工艺独特，品相完好，是一尊十分难得的元代宫廷风格造像。|||这尊造像无论从整体还是局部来看都堪称一尊标准的元代宫廷风格造像，其突出特征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它的整体造型。头部较大，肩腰偏窄，躯体硬朗挺直，表现出尼藏风格向中原审美过渡的特点。二是它的头部花冠高大，花瓣呈三角形竖立，元代宫廷造像中类似花冠比较常见，典型实例如2008年纽约佳士得春拍的铜镀金观音菩萨像（高31厘米）（图二）等。三是佛像背后的交叉十字形连珠线装饰，这一装饰细节在元代宫廷菩萨装造像上十分多见（图三）。四是佛像腿部对称分布的衣纹，以阴刻线表现，无立体感，明显表现出对中原传统手法的学仿，但未成熟。五是胸前的项圈、长链样式比较特殊，明显来源於中原地区宋元时期菩萨的装饰样式。六是佛像的莲花座及莲花瓣形式，为元代宫廷造像中最为标准和统一的造型样式。七是佛像的材质，从失金的局部可以明显看出为合金铜，这是元代宫廷造像共有的至关重要的特点，因为它直接关涉到造像的产地，只有内地造像才使用这样的材质。由此可见此像定为元代宫廷风格造像无可置疑，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据中汉拍卖的同仁介绍，这尊元宫廷造像是现藏家早年从大洋彼岸的美国请回的，相隔万里重回故土，令人感慨，也令人欣慰！它正应了佛教所说“诸法即缘故，住於意乐上”，意为一切诸法都是依靠因缘而显现的。它的因缘是什么，是国家强大促成的艺术品市场和学术研究的繁荣。因此，对於这尊元宫廷造像乃至一切艺术品的回流，我们要感恩国家强盛的时节因缘，也希望有缘人与它结缘。 ||201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