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大明永乐年制”六字竖排款 |来源：欧洲重要私人藏家旧藏||说明：此盒圆形，蔗段式，平顶直壁，唇边子母口相合，底承圈足。盒内及底髹黑漆，传承年代久远，显露褐色底漆，盒底一侧细针划刻“大明永乐年制”六字单行竖排款识。|通体髹层层朱漆剔刻纹饰，盖面以横折锦纹做天，水波锦纹为水，菱花锦纹做地，其上压雕图景，祥云飘绕，岩峦逶迤，双松倚立，针鬣分明，仙鹤来仪，其间有亭阁松石，庭院之中两高士相对，促膝交谈，一人手持如意，小几上的铜炉燃起袅袅青烟，高士似在品闻器内之阵阵香气，眉目间流露出凝神陶醉之态，身旁侍童或持香盒、或捧香炉，洞石门扉中又有一小童端茶踏出，使画面具有融洽写实之感，意境深幽。盒外壁黄漆素地雕饰缠枝花卉，有牡丹、石榴、莲花、栀子、茶花、菊花等仰俯花卉纹，花开竟艳，叶片肥厚翻转，枝干作波浪状起伏自然，工艺精湛。|此件盖盒刀口极为圆润，而所雕人物景色细致入微，形象生动，毫不呆板。正如黄成所言之“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髹饰录》）。细观此器刀口，漆红色漆层之中隐约可见一条黑色细线，可知其为精造之器。《髹饰录》中记载：“其有象旁刀迹见黑线者，极精巧”，且杨明进一步注曰：“古人精造之器，剔迹之红间露黑线一二带。一线者或在上，或在下；重线者。其间相去或狭或阔无定法；所以家家为记也。”王世襄亦确认故宫所藏一百几十件永乐、宣德剔红器物，大多有黄、杨二人所言之黑线，由此可以作此盒为明早期宫廷剔红器物之重要依据，且为个中精者。|正色佳品例，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Washington）藏有一件明永乐时期的剔红人物故事图圆盒，与本品尺寸、题材、构图、边饰均极为相似，由Derek Clifford著录于《CHINESE CARVED LACQUER》，伦敦，1992年，页51，图33.|值得注意的是，盒底刻“大明永乐年制”款，刻款的部分线条与漆器的干裂纹路契合，这也证明了此为永乐年间的刻款，而并非后朝所加，同样的这种落款与干裂纹契合的情况也可见于故宫所藏的永乐漆器，如清宫旧藏的一件“明永乐·剔红观鹤图圆盒”，见《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大系——元明漆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页60，图41，可兹对比。|此类盒也有一部份在永乐款上在加刻宣德款。李汝宽，《Oriental Lacquer Art》，纽约，1972年，页40、41中提到此批在永乐款上加刻宣德款的漆器，为永乐皇帝1424年突然驾崩前所作，在宣德登基初期仍在作坊有待贡呈，故须加上宣德铭款方可上呈。刻款位置仍如永乐朝般落于左边，有别于以后宣德铭款置中直行或上端横书之置法，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例，同上注，图47-49。另一件2008年4月11日于香港苏富比拍卖，编号2947。|此盒雕工深邃，造型硕大，保存良好，在永乐漆器中更显珍罕。一件造型相同但尺寸较小的例子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刊于《East Asian Lacquer—he 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Collection》，大都会博物馆，1991年，页185，编号27.盖盒庭院人物题材相同，盖壁亦环饰花卉纹，为22.1cm。同尺寸者，且均为庭院人物及花卉纹为饰，见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品，《瀚海藏珍─中华文物学会30周年纪念展》，国立历史博物馆，2009年，页95；另见一例，为台北抱一斋珍藏，版于《迭彩：抱一斋藏中国漆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2010年，编号37。|尺寸较小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剔红山水人物圆盒”， 口径13.8cm，《和光剔彩：故宫藏漆》，国立故宫博物院，2008年，页48，编号028；日本德川美术馆亦有一件以柳树为背景的庭院人物图圆盒，口径为21.3cm，收录于《唐物漆器—中国·朝鲜·琉球—德川美术馆名品集（2）》，平成九年，德川美术馆，页56，图100.|中国雕漆源于唐，发展于宋，盛于元明。明成祖永乐时期迁都北京，御用监于京城果园厂设立宫廷御用漆器作坊，并于南方以至全国各地集聚能工巧匠，以元代著名漆器家张成之子张德刚为首，承前朝之风，所作漆器，无不精致，备受推崇，并得清乾隆皇青睐，作诗咏之，为雕漆工艺最辉煌的时期。永乐雕漆主题纹饰多饰以花卉及山水人物，人物以描绘古代隐逸人物为主，花卉以牡丹、茶花、石榴、菊花、栀子花等。此盘髹漆厚重红润，工匠刀法娴熟，犀利细致，藏锋不露，纹饰边沿打磨圆润精细，细工刻痕尤见利落，雕刻精美，纹饰构图极富层次感，令人玩味心仪，反映了永乐一朝高超的官造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