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作为力量与吉瑞的象征早在先秦时期便有记载，《太平御览》卷五十引《山海经》载：“熊山有穴，恒处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若冬启夏闭，乃必有兵”。《武王伐纣平话》云，西伯侯夜梦一虎肋生双翼，来至殿下，周公解梦谓“虎生双翼为飞熊”必得贤人，后果得贤人姜尚，当时姜尚正在渭水之滨垂钓。后因以“飞熊”指君主得贤的征兆。熊的艺术形象最早应见于商代，汉代则是熊类作品出现最为丰富的朝代，1952年于安徽省合肥市汉墓中出土了一对鎏金熊形铜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76年于陕西兴平西吴乡北村出土了一件西汉雕塑立熊插座。时至宋代仿古之风及金石学的兴起，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元玉器制作的空前发展。玉器商品的出现，刺激民间琢玉业的发展，也因此促进了玉器市场的繁荣。玉不再是皇家专用，而进入流通市场，民间琢玉主要的消费对象已不完全是宫廷高官贵族和文人雅士，而是对玉器十分迷恋的市民阶层，自上而下的追捧使得玉器制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反宋代以前玉器作为礼器、等级的象征，一批批案头摆件、盘玩把件纷纷出现，本品便为其中之佳例。此件作品形制小巧，把玩于掌间，令人爱不释手。其质地温润如脂，玉色浅黄泛青，局部带有黑褐色提油，古色古香，盘玩既久，器表包浆厚重，光泽熠熠。作熊趴伏状，以立体圆雕技法雕出其圆浑健壮、肉丰骨劲的基本形态，形象极为写实，四肢粗壮，背部平滑，圆脑立耳，颔首垂目，橄榄形眼，眼眶以斜刀法琢出微突眼珠，长咀及底，似在觅食。通体结构圆润，各个视角的线条均体现出拙朴可爱之美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早就与君子的品德建立起种种的联系，因此宋人十分钟爱玉器。上自帝王，下至士人，玩赏、考定、收集玉器是当时的时尚。况且金石学的昌盛又使得仿古做旧蔚成风气。官府的玉器作坊有文思院和后苑，甚至权贵之家也有专门的碾玉匠人，玉器的盛行可见一斑。而在玉雕制作中，动物形象的塑造沿袭了唐代的圆雕法，圆雕人物、动物的特点概括性很强，刀法纯熟，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宋代玉器又深受当时的绘画艺术影响甚深，清新雅致、形神兼备，极具文人情趣，毫无粗制滥造。本品应为宋人承袭汉代动物的雕琢技法，具有高度的写实感，器物虽小，制者却能够准确地把握动物造型特征，掌握细节的变化，做到起伏自然、真实精炼、转折合理、形神具备，当是宋代文人雅士赏玩的玉器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