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一、上款人胡惠春（1910-1993），民国上海瓷器大收藏家。暂得楼为其收藏的堂号。向上博捐赠350余件藏品。1960-1967年间屡任香港敏求精舍主席。二、吴子玉题签。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湖南善化人。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民国初年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17年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曾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历任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开化百年——五四时期学人书迹二十世纪前半叶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文化激剧变动的时代。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中国民主意识之萌芽以及西潮涌入逐渐演变成一场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时代洪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自由、民主、科学等思想深刻改变着这个文明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结构，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并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1919年，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为导火索，五四运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往岁之革命为形式，今岁之革命在精神。政治制度之革命，国人已明知而实行之矣；惟政治精神与教育主义之革命，国人犹未能实行。”广义而言，现今提及五四运动往往与新文化运动同义，甚至可以说，五四运动便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标识。而回首时代背景，二十世纪初无论中国或者西方，都面临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问题——当中国以效法西方近代文明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之时，欧洲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创深痛巨，正对自己的社会文化进行反省。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西方反省自身文化、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之下，如此就不难理解，从内涵而言，新文化运动根本的思想取向在追求现代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时打上了反省现代性的印记。难怪有人将这场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运动，喻为“西方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合流”。“所谓致用之学，允当钩沉往籍，发挥光大之。旁通世界所务，撷其菁英，不仅模仿，而求发明焉。致远勿泥，日新不已，以求精益焉。”作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和五四运动轴心人物得胡适，曾发表了一篇《新思潮的意义》，其中抛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观点，提出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他不仅倡导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扩大“整理国故”的范围，也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作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由是，在对“现代化及其反思”、“西化及对国故的整理”等多元文化、思想的交流碰撞之中，一个最绚烂而新生的时代，焕然呈现在我们眼前。正如《青年杂志》所倡言：“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这一时期起，名家大师各展所长，为中华之前途，为民族之存续，慎尔出话，夙兴夜寐。新派知识分子如胡适、茅盾、沈尹默、弘一、叶圣陶、郭沫若；传统学仕如于右任、容庚、溥儒、邓散木、台静农等，在新文化的旗帜之下，交织出二十世纪几代学人的文脉与思绪。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斯人已去，此次“开化百年”，荟萃名人手泽，意在观墨共情。在书影婆娑，墨香沁晕之间，带领我们重回五四，重温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细微却真实的点点滴滴。1-54号拍品为老爷艺坊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