钤印：郭怡孮印、花香深处款识：报春图。川滇地有朱砂山茶，隆冬开灿红如火。用勾填法写之，颇得意趣。怡孮。 1.此作品附创作合影照片两张。2.2019年9月，此作品经作者本人确认为真迹并签署鉴定证书。花香深处——郭怡孮绘画艺术论文/王鲁湘(节选)著名花卉画家郭怡孮有一印语是“花香深处”。那么，这花有多香，这香有多深，这深处又有什么呢？俗与雅这也是一对困扰中国艺术几千年的范畴。只要社会还分上层和下层，艺术还有古典和流行，这对范畴还将继续制衡艺术的发展。但在艺术史上，真正有生命力的创新，总是同时在俗和雅两个源里汲取营养。那些能成“透网鳞”的大师，总是以超然的心态，在俗与雅的趣味张力之间寻找自己的感觉，弹出非俗非雅、不俗不雅、亦俗亦雅的“别调”，令人耳目一新。郭怡孮的画就属于这种。他的画，不同趣味的人似乎都能接受，男人女人都能喜欢，中国人外国人都能欣赏。除了题材（他的题材本身就是大自然的杰作，因此受众可以超性别、超民族、超文化）的原因，最根本的是他的趣味所具有的广泛性。郭怡孮有纯正、健康的趣味。一般说来，他不属于徐渭、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石鲁这一路表现主义的花鸟画家；不属于赵之谦、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这一路文人花鸟画家；也不属于任伯年、王雪涛这一路较重市民趣味的花鸟画家。那么他到底属于哪路花鸟画家呢？从大范围说，他属于潘天寿、李苦禅及乃父郭味蕖这一路“新院体”花鸟画家。“新院体”和“旧院体”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新院体”画家在职业化的同时，还是一个文化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文人画”是搭界的。但他们考虑更多、探索更多、实践更多的，还是专业范围内的事，诸如造型、构图、笔墨、色彩等等，而且是在专业自觉的水平上做职业化的努力。他们通晓中外美术史，有成熟的艺术理念，对传统有相当的把握，但又决不因袭传统。他们对新的时代趣味很敏感，有创新的冲动。这一位置使他们不可能把绘画完全当成个人的事，更无须“媚俗”。所以他们恰如其分地站在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甚至各方都要效仿的位置上，从而成为时代美术的一个尺度。郭怡孮的画，是“新院体”中一枝秀出的红杏。他的枝头已经探出“新院体”的墙垣，但根干还在墙垣之内。他的所有探索，都带有浓厚的学院派色彩，显示出相当的学术层次。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画家和一个经常承担重要礼宾场所陈列画任务的画家，他的画还不得不考虑受众的公共趣昧以及环境效果。在努力综合这些方面，他的通达和超然使他并不先在地把这些方面看成是冰炭不容的对立因素，他的所有学术性努力都表现在他较为成功地化合了这些因素。总而言之他在给人新鲜感的同时，并不让人意外，他给人一个惊喜，但绝不给人一个惊吓。他的画虽不能说人见人爱，但他的确是中国当代少有的雅俗共赏的画家。因此花鸟画的变革首先就是题材的突破，而题材的突破则意味着占统治地位的“比德”观的失势，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美学观，即花鸟画应以表现大自然的蓬勃生命力作为自己的宗旨，在这种新的美学观下，画家的心境和视野当然就变了。“比”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势让位给“兴”这种更古老却更符合人类面对自然时更普遍更恒常的审美心理。“比”是一种道德理性思维，应该承认，在人类思维水平上，它是一种高级形态。因为它以观念为内核，以形象为依托。既有移情，又有抽象。但也应该承认，作为一种审美感悟，它是文明教化的结果，是文化训练和熏陶的产物，因而其审美普遍性就受到文化的强烈制约。比如竹子同君子之节，幽兰同隐士之操，不要说不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人难以认同，就是同属一个文化共同体但没有接受过儒家诗文教育的下里巴人，也难以激发真正的审美共鸣。然而，在《诗经》“国风”诸篇中来自下里巴人的大量歌词，那种遭遇自然时不假思索勃然而兴的“兴”体，虽然在思维水平上是一种较原始的形态，却保留了更为真实更为质朴的人类情感，揭示了人与自然更直接更本质的关系。所以从审美接受的角度，“兴”是更普泛、更隽永的。中国现代形态的花鸟画是从“比”向“兴”的复归。这一复归的直接成果是大大拓宽了花鸟画的表现领域，郭怡孮借用的那句“你的野草是我的花园”应该是这一复归的诗意总结。郭怡孮的画也不一定刻意避免“比”，但他在寄寓一种“比”的观念时，处理得很含蓄，往往将其纳入一个悠广的历史时空中。如《楚泽之畔》《故园篱落》《灞桥风雪》等，兰、菊、梅的“文化形象”固然为人熟悉，由文化所赋予的品格通过移情也能理喻，但其语境似乎比文人画处理此类题材时要宽泛和朦胧一些。无论从意境，还是从色彩、笔墨，那种自然秉赋的美丽和生气，更直接地引发我们的感兴，恰如谢灵运推开窗户看到一池春草而不假思索吟出千古名句“池塘生春草”那样。池塘春草显然没有什么明确的寄寓，“谓之有托佳，谓之无托尤佳。无托者，正可令人有托也。”“绝不欲关人意，而千古有意人意自不容不动。”“可以生无穷之情，而情了无寄。”清代大学者王夫之这些论诗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郭怡孮那些美丽的画卷。尽管他给中南海画大幅映山红时题名《春光图》，画内罗毕火红的剌桐花时加了个副标题《我的内罗毕宣言》，画香港紫荆花时也加了一个副标题《为1997香港回归而作》，明确表达了他的寄托，甚至超越审美而有些政治化，但这都不重要。映山红同革命，剌桐花同环境保护，紫荆花同香港回归，这种意义的关联是否有助于作品立意的深化，人言言殊，我还是认为王夫之的话更通达一些。郭怡孮在他的艺术笔记里写道：“这是一个线条和色彩的世界，也是一个奇妙的家园，她的璀璨、明丽和神奇，使我充分展开联想的翅膀，如同去构造一个美丽的童话。”是的，一个美丽的童话。正如我在七年前写的那样：“郭怡孮的画，正是中国诗心对自然的现代朗照。”“郭怡孮的画，没有特别明显的一己私情的寄托，这是他的画同文人画的根本区别。他的心中似乎总是一片明净的天空，花不论贵贱，草不论荣枯，一样有自己的星座，一样星光灿烂。于是我们信步进入他的世界，徜徉流连，同林中枯藤，溪边野草，山隈阔花悠然心会，灿然而笑，表里俱澄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