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佳士得1999年秋季拍卖会Lot.664如银似雪——北宋定窑白釉刻划牡丹纹葵式盘宋代名窑有五，定窑与居其一。其创始于唐，全盛于北宋辽金，式微于元。自北宋以来，定器屡见诸文献记载，载誉中土，声闻域外，乃至明清以来历代藏家，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无不渴望自家博古架上，供奉一品，以为荣耀。宋代定窑以烧制白瓷最为出众，北宋至金代，定器是宫廷用瓷的最主要来源。据《吴越备史》卷四记载，太平兴国五年，吴越钱氏曾向宋太宗进贡了“金装定器二千事”，又如北宋徽宗传世的著名画作《文会图》，从中可以看到大量定器的使用。直到宋室南渡后，宫廷亦有使用定器作为摆设奖赏的记载。与此同时，定窑作为北宋主要窑场，一直大量烧造各类民间器用，影响广泛。元人施耐庵《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有一幕讲宋江去到李师师家，受到热情款待，写道“侍婢捧出珍异菓子，济楚菜蔬，希奇按酒，甘羙肴馔，尽用定器，摆一春台。”可见在宋代用定器饮食是极为奢华的举动。至于传世的北宋白釉孩儿枕、白釉刻花渣斗、白釉刻花梅瓶，係属定器中的杰出作品，更曾作为清代宫廷的重要藏品而名闻天下，家喻户晓。清代乾隆对定瓷的喜爱是发自肺腑的，他在位期间共刊印《御制诗集》五部，收录咏瓷诗近二百首，其中题为咏定窑的就有32首。乾隆评定瓷“古香古色雅宜心，宋定名陶器足珍。质韫珠光堪作鉴，纹镂花鸟具传神。擎来掌上掬明月，题向诗中证旧因。盛得朱樱干万颗，满盘琥珀为生辉”。乾隆十年四月十二日，太监李福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定窑撇口盅二件，木座。……传旨配文锦匣入乾清宫，入古上等。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一，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交定窑暗花盅十件，……传旨将定窑暗花盅挑选齐全，好的入多宝阁。乾隆曾制作多宝格将自己中意的瓷器集中放置，以便随时陈设把玩。在乾隆五十一年的一条《活计档》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下旨制作包括“定窑暗花糖罗洗、定窑拱花圆盘、钧窑海棠式盘、定窑平足洗、定窑里拱花菊瓣洗、哥窑葵瓣洗、定窑里拱龙四寸圆洗、哥窑葵花式洗、官窑铜口糖罗洗、定窑葵花式平足小笔洗”（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编》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广木作）等十件器物的多宝格。乾隆皇帝为自己珍赏的宋代瓷器制作多宝格并出版藏品图录，是其特有的鉴赏方式。本拍品六瓣葵口造形，口沿削切圆润小角，葵瓣间隐现浅沟，底平收起圈足，通体施白釉，莹洁无暇，优雅隽秀。伫立远观，犹如一朵遗世独立、容与盛放的蜀葵花。这种造型摹效自唐代粟特风格的葵口金银器，又可在宋代的漆器中找到同类的依据。而定窑的六口葵式造型，据学者研究，大致出现于北宋中期（罗启妍：《如银似雪——中国晚唐至元代白瓷赏析》，青白瓷典型器物发展示意图，第46页）。香港苏富比2017年秋拍一只身世显赫的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葵式盘（lot.0004），形制即与本品几乎一致。至于其他窑口葵式盘，亦多届于五代至北宋时期。如1990年北京丰台区永定路出土现藏首都博物馆的青釉划花葵口盘，属五代越窑出品（《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北京卷》，北京，学科出版社，2008，图版12），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近似之深棱六瓣葵式瓷盘（见《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北京，学科出版社，2009年，页87、100-102）则为北宋汝窑一系。继将本盘轻捧摩挲，则可体触到瓣沿隐现露胎，其质地细嫩洁素，几与釉色相埒，而瓣间的浅沟，向盘内微弧延伸，纤雅利落，工艺超卓而含蓄不哗。只要对定窑历史稍有措意的鉴赏家一定知道，这是定器典型的特征，来自定窑特殊的烧造工艺。定窑在五代时期已产量巨大，进入宋代，制作日精，声名愈噪，产品更远销海外。为了适应大量生产、节约燃料、降低成本，工匠们发明了先进的支圈窑具“覆烧”工艺，即将碗、盘器物倒置，口部朝下，放在内壁呈锯齿状的耐火匣钵内，层层相叠，充分利用空间，使产量成倍增长。覆烧工艺的应用使器物口部不能有釉，必须刮掉一圈，露出胎骨，俗称“芒口”。（参考故宫博物院编：《定瓷雅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2，第15页）本盘口沿浅沟留有积釉，而六边露胎，即是上釉后被刮去以待覆烧的结果。再将本盘翻转观赏底部，可见圈足内外有几点垂挂作滴水状的积釉斑迹，覆盖在釉水未遮盖的洁白胎骨上，微微呈牙黄之色，光照之下温润如珠玉般可爱。这样的斑驳痕迹，在明人眼里却是定窑真品和佳品的象征。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卷七云：“古定器俱出北直隶定州，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外有泪痕者是真。”曹氏说外有泪痕是真，这泪痕究係何所指，晚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上论窑器云：“定窑……以白色为正，白骨而加以泑水，有如泪痕者佳。”高濂《遵生八笺》亦说“定窑者，乃宋北定州造也，其色白，间有紫有黑，然俱白骨，加以泑水有如泪痕者为最，故苏长公诗云‘定州花磁琢如玉’。”再以本品作为实物对照而观，可知所谓的泪痕，即是指器身上由于釉水厚润而形成的挂釉，本品的挂釉刚好隐藏在盘底，不至于妨碍器物表面的美观，而挂釉之处，又适作滴水之状，淌过底部露出的洁白胎骨，令人心有戚戚，忽生无尽怜爱之意，古人“白骨而加以泑水，有如泪痕者佳”这句话，倘不覩见实物，实在无从领悟。本品最令人称罕之处，是盘内分布于底心及内壁三组的折枝牡丹纹与葵花形的盘相互辉映，牡丹纹构图简练，纤细流畅，既淡雅轻妙，若隐若现，又活泼潇洒，一气呵成，比起较为常见的定器刻花萱草纹，无疑更显独特脱俗。而葵花虽称不上国色天香，但茎秆挺拔，叶翠花艳，形态优美。《花镜》称其“花生奇态，开如绣锦夺目”；南朝颜延之赞它“渝艳众葩，冠冕群英”；唐人陈标说它“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嫌处只缘多”。类似的纹饰像极了流行于唐代金银器上的折枝花（参考唐鎏金十字折枝花小银碟，《中华国宝·陕西珍贵文物集成：金银器卷》，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第20-21页）。定窑的装饰技法大致分为剔刻和印模两大类。如《格古要论》认为定器“划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绣花者次之。”随后《遵生八笺》则说“其纹有划花，有绣花，有印花纹三种，多用牡丹、萱草、飞凤。”《清秘藏》则区分较为笼统，称：“定窑有光素凸花二种”。如今根据实物对比三则材料，可以发现，只有“绣花”一项，令人不明所以。然而对比《格古要论》和《遵生八笺》，我们发现前者划花、绣花之外，并没提到定器传世最多的种类印花，而后者的说法明显沿袭自前者，因后者同样未理解绣花为何，又不变更改古人成说，所以将绣花和划花、印花并列而置，以致让后人产生疑义。实际上，曹昭所言的绣花，即印花工艺，现代学者已根据宋金的缂丝织物找到定器印花模具的素材来源。据学者从出土实物研究分析，北宋早期定窑多用划花和刻花、刻划花并用的工艺装饰纹路。印花装饰则出现在北宋中期，成熟于晚期，流行于金代。可知划花工艺可以作为分辨早期定器的参考标志。然而从如今可查阅到大部分文博机构所著录的资料，完整器型的定器大多为刻花或者刻划花装饰，划花定器且完整者更极为鲜见。即使是在《定窑雅集》所示，亦未见有如本品纤雅简练纯为划花的定器，故学者总结北宋早年定器装饰手法时，总是将刻划花二者同时并举。这说明背后尚未有可靠的实物可以作为区别二者的例证。定窑瓷器不仅为宫廷所重，亦符合当时宋代文人品味。苏轼《试院煎茶》诗中有言，“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如玉”，即是北宋文人用带有装饰的定窑的一个例证。检阅当今公开资料，两岸故宫博物馆以及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未见同一刻花纹器型之收藏，久历千年风霜，朴淳如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