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京都福村祥云堂神户寺崎雅章旧藏西园寺家族旧藏（雪江堂）如欲竞投本件拍品，敬请与本公司提前联系，办理特殊号牌方可竞买。什袭珍藏——西园寺家族（雪江堂）旧藏龙泉窑青釉纸槌瓶本品为南宋龙泉窑传世珍品，盘口，长颈渐宽，折肩，直筒腹，浅圈足。其造型兼具方瓶和圆瓶之美，既带方瓶的英挺轮廓，又具圆瓶的柔美线条。瓶内外施粉青釉，釉面厚润，如脂似玉，素净无暇。在传世和出土的宋代瓷器中，纸槌瓶以其独特的造型素来被视为宋代陶冶中具有最高审美价值的器具之一，深受历代藏家喜爱，无论是元明品味挑剔的士大夫，还是清代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都对此品爱不释手，珍重万分。乃至东洋王公贵族，也以幸得一品为荣，什袭而藏，世代相传，引为佳话。时至今日，台北故宫最为得意的宋代瓷器馆藏，就有来自清宫旧藏的纸槌瓶，而纵观国际拍场，凡有一品露面，亦必荣登封面，引出无数话题和报导，而当世有力藏家，无不愿掷百万金钱，以邀宝物暂得于手。纸槌瓶千年来受尽万般宠爱，试溯其因，梳理如下。其一，纸槌瓶的造型反映了公元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地区的多民族融合以及与世界各文明交流的时代背景。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北宋到南宋统治，与其同时的中国北方地区，相继有辽、夏、金、元等草原民族政权存在。频繁战乱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而海外贸易的繁荣则加强了宋朝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据学者研究，纸槌瓶造型来源于伊朗地区的玻璃器，宋代文献称之为“大食玻璃”。如艾尔萨巴珍藏（Al-SabahCollection）一例形制相同的公元九至十世纪伊朗地区吹制玻璃瓶，盘口、长颈、桶身，与纸槌瓶造型十分接近。1997年发现的公元十世纪印坦沉船货物中，也有玻璃近似例的碎片。公元九至十世纪，正好是北宋初年。类似纸槌形玻璃器在国内亦多见出土，且集中于宋元时期。如江苏南京大报恩寺塔基出土的北宋玻璃瓶、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辽代长颈玻璃瓶，以及天津蓟州区大佛寺出土的辽代玻璃瓶等，造型皆为盘口、长颈、筒身，与纸槌瓶相类。其中大报恩寺塔基出土者，瓶内附一丝带，内有银色颗粒和丁香，以丝绸封口，应该是当时的香水，时间久远，水分蒸发，只剩下一些干花。可以推测，相同造型的瓷器最初也是作为容器使用。其二，纸槌瓶制作最臻至极美的时期涵盖两宋，并皆出自名窑，是两宋陶冶文化的代表之作。而宋代是中国古代制瓷技术进入成熟的重要阶段，甚由官方设局督造，专以供奉内廷，其埏埴精美，不仅远逾前代，垂范后世，其中名品杰作，更是独绝千古，倾倒众生。历经千载之后，片羽吉光，尚教人征逐宝爱，而一品完器，自无愧称之国宝。若此纸槌瓶，北宋定、汝、官窑，皆有出品。（1987年，河南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了一件汝窑盘口纸槌瓶；台北故宫亦珍藏二例口沿破损的近似汝窑瓶；2004年，河南汝州市东南面张公巷窑址出土一批与汝窑御瓷渊源甚深的淡青瓷器，当中也有近似的纸槌瓶），南渡之后，官窑、龙泉亦继相制造。（浙江杭州老虎洞窑烧造的御制官釉纸槌瓶，见杜正贤《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编号29图四）迨至南宋后期及元代，随着政治中心转移，龙泉窑工艺日趋式微，同类纸槌瓶制作亦渐逊色，或釉色有失青翠，形容枯槁；或造型比例偏颇，稚拙可笑；或增印纹饰，俚俗繁缛，与两宋全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市场多见流通添置双凤耳纸槌瓶，不仅造型大都差强人意，亦未见出土于两宋官窑，出现时代较晚可知。其三，纸槌瓶属于宋代官窑创制，自有烧造以来，无论是当时之世，抑或后代藏家，皆奉为美玩，珍爱如宝。该瓶制作原始，仅为容器，且无“纸槌”之名，而统以“官窑瓶”称之。稽考宋代文献，可知到了南宋，临安宫廷已开始使用“瓶”来作为花器。据宋代周密《武林旧事》卷二“禁中赏花”条记载，每逢赏花季节，宫中修内司负责装点布置，陈列的器物中提到有“官窑定器”，又云“堂内左右各列三层，雕花彩槛，护以彩色牡丹画衣，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黄、照殿红之类几千朵”所谓的“各簪奇品”，即是使用玻璃瓶、官窑瓶来插花观赏，纸槌瓶想必亦同与其列。可知该瓶在南宋时期是作为宫中重要的陈设，代表着南宋宫廷的审美意趣。时光再过两百余年，到了明代晚期，尚雅嗜古的士大夫才为该瓶取名“纸槌”，并一直为后人沿用至今。晚明的士大夫生活奢靡，饮食日用无不讲求备至，即如案头插花亦立有专著行世。他们认为插花之器可入清供者，铜必三代鼎彝，瓷器则首推宋代官哥出品。高濂的《瓶花三说》，袁弘道的《瓶史》均推荐瓷器以宋代官、哥二窑纸槌瓶作为首选。但由于宋代名瓷在明代已属珍罕，如清初谷应泰《博物要览》品鉴宋窑器物，“纸槌瓶”以“上乘品”视之。故高濂在书中亦自作解释，表明他的建议不过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而这种理想状态，可以在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中找到图像上的印证。明清更迭，江山易姓，衣冠服色，大异殊同，然而好古之徒对于古物珍玩之喜好，却毫无满汉界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三件宋代纸槌瓶，乃系昔日博雅好古的乾隆皇帝得意之藏。乾隆称瓶子为“官窑瓶”或“汝窑瓶”，其中两件为平底支烧，应属北宋汝窑出品，无盘口而镶铜扣，可知原来口沿有磕，刻意磨平做成直口。一件为南宋龙泉窑青瓷纸槌瓶，盘口镶铜扣，圈足露灰胎，器型露胎均与本品同。瓶底镌乾隆御题诗云：“邵局由来胜处州，官窑臣庶敢轻留？即今庙市货一二，宋制更谁遵守不。釉色全消火气鲜，碌青卵白润成瓀。若论纸硾传官式，应与澄心时并传。”诗文中表露出乾隆皇帝对于此瓶钟爱有加，而此类南宋官窑瓶在清代中叶已极稀世罕见，纵使贵为天子，也难得一全品。而乾隆还点出该瓶即名为“纸锤”，由此使我们可将文献上记载“纸槌瓶”得以与实物互相对应。至于在皇帝眼中，这只龙泉窑纸槌瓶被品鉴为南宋官窑出品，器型端正考究，完整传承了北宋的官样器型。如今取乾隆御藏来与本品同观，似觉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四，纸槌瓶不仅国人视之珍宝，宋代以来，该瓶以其独特器型，亦得到高丽、日本各国人士倾慕。高丽青瓷就有类此仿品，可见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高丽青瓷刻花纸槌瓶。而在日本，对于中华珍异更是奉为天宝重器，素来以世代传承，谨守呵护，勿失勿坠，而引为人间佳话。故日本所藏中华古物，大多身世显赫，不仅器物保存如新，而且传递有序，翻检身世，又增添一段数百年家族故事。如香港佳士得2018年秋拍的南宋龙泉粉青釉纸槌瓶（lot.8007）在日本的历史源流或可上溯至桃山时代，至近世为著名鉴藏名家益田孝男爵自视为一生压轴之藏。本品与益田旧藏同样拥有显赫身世，它来自日本近代史上最德高望重的西园寺家族。而在此之前，本拍品的最早记录的是来自京都的福村祥云堂，其是二战前京都一间集表具（绘画装裱）古董、文房交流的艺术机构。1936年开始承办京都地区名曰“九名会展”的画展，云集了当时日本著名画家福田平八郎，堂本印象，山口华杨、冈本神草等人的作品，当时是京都重要的艺术交流中心。本器配当时木盒，并保存有一份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买卖领收证，记录了当年一位名叫“寺崎雅章”的人士以“金参拾圆”在“福村祥云堂”主办的展会上购入该器，而从装着这份证明的信封上有可发现，这位寺崎雅章供职于著名的“后藤回漕店”，后藤回漕店是日本的一家老牌船运公司，战前航线遍及亚洲，以船运贸易为主。从当时二战时的购买力来看，寺崎雅章应是具有相当地位和实力之人。而通过岛田流一郎给寺崎雅章的信可以看出，卖方则为大正、昭和时期的画家“中野草云”。中野草雲为日本近现代画家，明治24年（1891）～昭和54年（1979）神戸著名画家。本拍品后流入西园寺家族收藏，西园寺一家三代两位贵族在日本影响达百年之久，成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德高望重的贵族之家。近代日本史上有元老9人：黑田隆清、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及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公望于1912年得元老称号，是政治势力最强、参政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元老。1849年10月23日，西园寺公望生于德大寺家。西园寺与德大寺同出一源，而西园寺家传到三十二代无子，德大寺公纯就将次子过继给西园寺家，得名公望。公望早年沉缅于中国文化，能用汉文赋诗填词。1882年，西园寺公望随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立宪制度，遂与伊藤结为政治盟友。1884年述位伯爵。他于1906年至1908年、1911年至1912年两次组阁，并任总理大臣。1919年作为日本首席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回国后述位公爵。1924年松方正义故去后，西园寺公望成为仅存的元老，有权决定首相人选。他倡导社会改革，削减军事开支，对开始萌动的军国主义思潮表示担心狂热的右翼分子对他十分忌恨，曾几次企图谋杀他而未遂。而作为一位标准的日本贵族，他对日本传统的和歌，对家传的琵琶技艺竟然并不感兴趣，但却能够朗诵汉文诗，对中国古籍更是钻研极深。西园寺公望最后的住所在静冈海滨，名坐渔庄，是从姜太公坐而垂钓故事来。姜太公名“望”，恰好与西园寺公望同字。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西园寺公望一生和不少中国的文人政要交往甚密，也对于中国艺术品的收藏颇丰。有的是从家族传承下来，也有的则是自己的倾心收藏，而且他把对中国艺术品的热爱影响了家族几代人。西园寺公一于1906年11月在东京出生。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和整个60年代，中国报纸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本姓名就是西园寺公一。他总被冠以‘日本和平人士’、‘日本友好人士’等称谓。西园寺公一更是一位热衷于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家。雪江堂是1963年由西园寺公一创立，并用其夫人西园寺雪江的名字命名，主要经营中国美术、工艺品、文房四宝等，尤其以经手齐白石画作而闻名。附桐木盒盖内钤有「西园寺雪江」白文印一方。1965年，“雪江堂”获中国政府特别许可，大力推动两国非官方的文化交流活动，购进了齐白石百余件作品，并筹划在日本巡回展出。邓颖超曾为《西园寺公一回忆录》作序，当中说道“为了争取中日关系正常化，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做了大量中日民间友好工作，周恩来同志誉他为“民间大使”，曾十六次，在《人民日报》上，被中国政府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大家也按中国的习惯亲切地称他为“西公”。此外，新中国建立后，西园寺公一一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是日中友好协会创始人。此外，关于西园寺家族，我们可能更多知道的是西园寺家族对日本政治影响力，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家族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收藏世家，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艺术品有很深刻的认识。此瓶就是其家族藏品里边的重要收藏之一。粉青釉纸槌瓶存世极少，为不可多得的南宋龙泉窑极品，也代表了宋代龙泉青瓷发展的最高水平，亦可遐想品味宋代文人那份特有的风姿绰约芬芳清逸的儒雅。历千年犹新，经朝代更迭春去冬来依旧洗练如初，实为当世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