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1.《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2.《红楼梦》上册，八五页至九二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一七六页至一八三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4.《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一七六页至一八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年。5.《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一四八页至一五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6.《中国章回小说考证》，P293-315，实业印书馆，1934年1月。7.《胡适文选》，四二一页至四二八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5年。8.《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P40-49，人民出版社编辑部，1973年10月。9.《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P77-81，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10.《红楼梦研究文选》，P235-23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11.《本事之争》，P118-122，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1月。12.《我的歧路》，P314-319，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13.《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下》，P825-833，中华书局，1998年2月。14.《红楼梦评论选上》第四编（上），P335-3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15.《胡适书话》，P120-124，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16.《反省与尝试胡适集》，P313-322，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17.《胡适鲁迅王国维解读》，P42-51，辽海出版社，2001年5月。18.《胡适点评红楼梦》，P124-137，团结出版社，2004年9月。19.《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P200-20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20.《胡适讲四大名著》，P32-35，新华出版社，2005年12月。21.《胡适论红学》，P46-50，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22.《胡适学术代表作上》，P170-17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23.《沉酣一梦终须醒：大师眼中的石头记》，P30-36，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24.《胡适文存》二集卷四，P439-44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25.《胡适自选集》，P307-317，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26.《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P119-12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月。27.《浮生若梦红楼梦的前世今生》P62-77，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1月。28.《红楼四大家》，P188-197,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29.《中国旧小说考证》，P308-317，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30.《红楼梦考证》，P53-57，北京出版社，2015年。31.《胡适古典小说考证》，P76-82，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镜片十开 水墨纸本《文艺》跋“红楼梦考证”（二）（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适蔡孑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是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的一篇“商榷”。他说：知其（红楼梦）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始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实不敢承认。关于这一段“方法论”，我只希望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适用于《红楼梦》的。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显的是《孽海花》。这本是写时事的书，故书中的人物都可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陈千秋即是田千秋，孙汶即是孙文，庄寿香即是张香涛，祝宝廷即是宝竹坡，潘八瀛即是潘伯寅，姜表字剑云即是江标字剑霞，成煜字伯怡即是盛昱字伯熙。其次，如《儒林外史》，也有可以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的。如马纯上之为冯粹中，庄绍光之为程绵庄，大概已无可疑。但这部书里的人物，很有不容易猜的；如向鼎，我曾猜是商盘，但我读完《质园诗集》三十二卷，不曾寻着一毫证据，只好把这个好谜牺牲了。又如杜少卿之为吴敬梓，姓名上全无关系；直到我寻着了《文木山房集》，我才敢相信。此外，金和跋中举出的人，至多不过可供参考，不可过于信任。（如金和说吴敬梓诗集未刻，而我竟寻着乾隆初年的刻本。）《儒林外史》本是写实在人物的书，我们尚且不容易考定书中人物，这就可见蔡先生的方法的适用是很有限的了。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历史的小说如《三国志》，传奇的小说如《水浒传》，游戏的小说如《西游记》，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来推求书中人物的。《红楼梦》所以不能适用蔡先生的方法，顾颉刚先生曾举出两个重要理由：（1）别种小说的影射人物，只是换了他姓名，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做的职业还是本人的职业。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男变为女，官僚和文人都会变成宅眷？（2）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来的关系。何以一到《红楼梦》，无关系的就会发生关系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允礽，黛玉为朱竹垞，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恋爱的关系？朱竹垞与高士奇有何吃醋的关系？顾先生这话说的最明白，不用我来引申了。蔡先生曾说，“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指吴敬梓）且用之，安见汉军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这个比例（类推）也不适用，正因为《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不是同一类的书。用“品性，轶事，姓名”三项来推求《红楼梦》的人物，就像用这个方法来推求《金瓶梅》里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结果必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我对于蔡先生这篇文章，最不敢赞同的是他的第二节。这一节的大旨是：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颇轻视那关于“作者之生平”的考证。无论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证“著作之内容”。这是大错的。蔡先生引《托尔斯泰传》中说的“凡其著作无不含自传之性质；各书之主人翁……皆其一己之化身；各书中所叙他人之事，莫不与其己身有直接之关系。”试问作此传的人若不知“作者之生平”，如何能这样考证各书的“情节”呢？蔡先生又引各家关于Faust的猜想，试问他们若不知道Goethe的“生平”，如何能猜想第一部之Gretchen为谁呢？我以为作者的生平与时代是考证“著作之内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即如《儿女英雄传》一书，用年羹尧的事做背景，又假造了一篇雍正年间的序，一篇乾隆年间的序，我们幸亏知道著者文康是咸丰同治年间人，不然，书中提及《红楼梦》的故事，又提及《品花宝鉴》（道光中作的）里的徐度香与袁宝珠，岂不都成了灵异的预言了吗？即如旧说《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即是汪中，现在我们知道吴敬梓死于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于乾隆九年，我们便可以断定匡超人决不是汪中了。又旧说《儒林外史》里的牛布衣即是朱草衣，现在我们知道朱草衣死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那时吴敬梓已死了二三年了，而《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已叙述牛布衣之死，可见牛布衣大概另是一人了。因此，我说，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因为不知道曹家有那样富贵繁华的环境，故人都疑心贾家是指帝室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类的宰相之家。因为不深信曹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书是指斥满洲人的。因为不知道曹家盛衰的历史，故人都不信此书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传。现在曹雪芹的历史和曹家的历史既然有点明白了，我很盼望读《红楼梦》的人都能平心静气的把向来的成见暂时丢开，大家揩揩眼镜来评判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我们对于证据的解释是否不错，这样的批评，是我所极欢迎的。我曾说过：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此间所谓”证据”，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证据；并不是那些“红学家”随便引来穿凿附会的证据。若离开了作者、时代、版本等项，那么，引《东华录》与引《红礁画桨录》是同样的“不相干”；引许三礼、郭琇与引冒辟疆、王渔洋是同样的“不相干”。若离开了“作者之生平”而别求“性情相近，轶事有征，姓名相关”的证据，那么，古往今来无数万有名的人，那一个不可以化男成女搬进大观园里去？又何止朱竹垞、徐健庵、高士奇、汤斌等几个人呢？况且板儿既可以说是廿四史，青儿既可以说是吃的韭菜，那么，我们又何妨索性说《红楼梦》是一部《草木春秋》或《群芳谱》呢？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可马铿伦理学》里（部甲，四，一零九九a）曾说：讨论这个学说（指柏拉图的“名象论”）使我们感觉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既是爱智慧的人，为维持真理起见，就是不得已把我们自己的主张推翻了，也是应该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十一、五、十开启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它的研究众说纷纭，成百家争鸣之势。其中尤以胡适与蔡元培这两位世纪思想巨子之争最为著名。《跋（二）》一文，便是针对蔡元培的红楼索隐派研究提出质疑，辩驳蔡氏将红楼人物附会到知名宗室、学者等相互毫无关系的人上去，引起学界重大的反响。“蔡胡之争”，并无定论，两人各执己见。但这场论战正式开启了“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使得《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不断获得全新的阅读视角，在众多研究者的参与和推动下，红学与甲骨文、敦煌学等一起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