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邢继柱著《鸣鹤清赏——瑞宝阁藏金铜佛像》，文物出版社，P234-235 说明 北京宫廷来源：科隆伦佩茨2007年秋季拍卖会参阅：1.2018纽约佳士得佩吉及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珍藏：旅游及美国文物，清康熙铜鎏金无量寿佛，H:41.9cm，成交价RMB 16,137,0902.故宫博物院藏铜鎏金四臂观音康熙时期的佛造像在艺术市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部分工艺直接传承了永宣宫廷造像艺术遗风，几乎件件精品，其整体工艺水准较永宣宫廷造像毫无逊色之处，因而被视为明永宣宫廷造像之后的艺术巅峰之作。目前，康熙时期造像享有极高的认知度，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术界、艺术界、收藏界的关注，已成为金铜佛像收藏的重要种类之一。清初藏传佛教在我国西藏、蒙古、青海及新疆等地的影响力非常大，上层宗教人物在地方普遍拥有一定的政权。这一时期，势力强大的格鲁派(黄教)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年)领导的一些政治、宗教活动直接影响着清朝政府与西藏、蒙古等地方之间的关系。对此，清政府根据实地情况采取了多种不同政策，其中包括着力推崇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发展，并在多处兴建寺院，以此来稳定国家的局面，特别是对我国边疆地区加派了驻防大臣，进一步加强了国土统治。康熙早期有孝庄太皇太后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而后曾册封过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一世章嘉国师、五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七世达赖喇嘛等众多宗教上层人物，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藏传佛教和佛教艺术的长期发展。根据圣祖满文朱批奏折透露，约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他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的途中，指令清宫养心殿造办处承造铜佛像赐给蒙古贵族，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康熙宫廷造像在凝聚了明代汉藏两地造像艺术精髓的基础上，还融入了蒙古造像的力量感。这是有关文献中的第一次出现清代皇帝赐宫廷中佛像的记载。可以说，藏传佛教在清代的兴起，是宗教与政治结合的体现，意义重大。康熙时期佛像端庄大气，神韵庄严华美，突出内在力度，金色璀璨夺目面相丰圆，五官端正，直鼻小口，表情沉静。藏式风格造像带有明显的尼泊尔艺术特点，身体起伏明显，着右袒式袈裟，采用萨尔纳特式手法表现衣纹。汉藏风格造像躯体圆浑健硕，内着僧祗支，外披袈裟，袒右覆肩，采用了明代汉地造像的传统表现手法处理衣褶，衣纹厚重流畅，层次感强。在衣褶的处理上，采用了明晚期的汉地传统表现手法，衣纹写实，力求达到衣纹厚重而流畅的自然样式，具有强烈的层次感。衣缘上刻有精美的缠枝花卉纹饰，精美程度不仅取决于刀工的犀利程度，还与造像材质的硬度、密度息息相关。同时更多地融入了蒙古造像艺术中所崇尚的力量感，注重展现肩部、胸部及四肢的雄健之美，以及手、脚的柔软度和指节纹路的清晰度。以上这些特征分别体现出康熙时期的造像艺术在民族化的发展进程中已达到登峰造极的高超水准。如此尊释迦牟尼造像即是凝聚了汉、满、蒙、藏等民族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和艺术创造能力，对研究我国清代早期佛教造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尊释迦头饰螺发，肉髻高隆，宝珠顶严。面相丰润饱满，五官塑造写实，神态静谧祥和，充分展现出汉人的面相特征。眉间白毫处可见嵌有一颗东珠，东珠是我国黑龙江流域江河中出产的淡水珠蚌里取出的一种珍珠。与一般珍珠相比，东珠更显晶莹透彻，形制圆润硕大，被视为稀世奇珍。作为贡品进献皇帝，乃至所有的清代帝王会把东珠当作珍宝镶嵌于表示权利和尊荣的冠服饰物上，以示王者尊贵。康熙时期，这种为佛像镶嵌东珠的做法也仅会用于那些极为重要的佛像之中，一般造像是不可采用的，足见此尊佛像的至高级别。身材比例匀称，特别突出四肢、双肩及胸部的雄健之美。上身斜披袈裟，右肩搭偏衫；下身着僧裙，胸前露出僧祗支。整体服饰特征沿承了明代汉地造像艺术风貌，衣裙纹褶线条自然流畅，全身衣着刻有精美的缠枝花卉手脚刻划柔软写实，左手结禅定印，右手施触地印，跏趺端坐。束腰式梯形莲座，莲座背面留有空白区域，上沿饰联珠纹一周。莲瓣宽肥饱满，饰三朵卷云纹，对称分布，是重要的断代特征之一，同类莲瓣可见于故宫博物院所藏纪年款的清康熙四臂观音。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气十分盛行，随着金属资源需求量的剧增，政府时常禁止对金、银、铜、铁、铅等金属矿业开采，资源紧缺是造像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做工精美的佛像一般不会出自民间作坊，优秀的匠师往往直接效力于政府，出自宫廷和大型寺庙的造像在作上有着统一的标准，此尊造像体量高大，整体铸造，通体鎏金。造型端庄大方，雕工精湛，无疑为宫廷庙堂供奉，可说是康熙时期造像中的标准器，价值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