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SADJI 沙耆 1914年生于浙江宁波。1937年师从徐悲鸿先生，同年由徐悲鸿介绍赴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深造。1939年获比利时优秀美术金质奖。1940年与毕加索等著名画家一起参加比利时阿特利蒙展会，后多次在比利时举办个展，作品被比利时皇太后收藏。1983年5月，浙江省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国美协浙江分会在杭州举办“沙耆画展”。1984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1998年中国美术学院研究部、台湾卡门国际艺术中心先后在上海、北京举办沙耆艺术观摩及研讨会。20世纪美术探索各方都保持了独立的艺术立场，徐悲鸿、林风眠主张中西调节，潘天寿主张拉开距离，都呈现出清醒的探索者的姿态。沙耆带着艺术民族化的使命赴欧求学，纯粹地对油画语言本身做了精到的研习，这使得他没有进入当时的艺术史话语。就沙耆来说，艺术成为“话语”的功能，在于对世界秩序的重新整理，成为自我塑造的策略。他的欲望、失望和悲哀都能够通过作品看出来。沙耆所处时代的国内艺术史写作是无法安置这一类画家的。随着精神分析、话语分析手段的丰富，当下的艺术批评得以从艺术家疯狂的意象中，展现当时文化里出现的某种相似的焦虑。我们陪护着曾经的缺席者，也保有着楚辞式深沉的忧患。沙耆的中晚期创作展现了一系列的殊相，这些双极型障碍的心理图像，充满了象征意义。那是一种极端“写生”—它与心中莫名的情感协同发生。极端脆弱敏感的神经系统把语言逻辑推至乱岗，独靠图像历史支撑起一个抢救性的梦境，藉此克服和超越生存的恐惧、苦闷与失望。于是一组组图像的隐喻迸发出来，裸女、奔马那是充满诱惑又带有警戒的神话角色；原乡沿路美景、静置花果，透露出偶发的独具优越感的兴致。炽热的激情中带有冒险的恐惧，通过它们缓解着被压抑的潜意识。种种精神符号，成了他内心独白的一种载体，痛苦暂时得到释放。我们何以从沙耆那里得到启示?沙耆的晚期风格中，保持了经得起视觉审视的构成意识，对画面全体的框架，点线面构成、虚实与气氛的营造等，处处体现出统揽全局的大家风范。造型结构的古典性，足以见得他远赴比利时专研求艺的师学渊源。基于写实一脉的绘画语言体例，清晰地呈现出贴近西方油画体系的状况，既可读，又耐看，而且派头十足，有一种徘徊不去的旧秩序。忘我投入的同时，没有忘记对平衡和秩序的诉求。然而这种学院观念渗透到内心的理性直觉，这种古典主义的感受方式，把整个画面中的优势让位于色彩、笔触、刀法，让位于复杂的情感。随着爱情、婚姻与信仰，这些展现神圣的伦理天地在沙耆生命中接连破产，摹写的终极价值轮换。沙耆说过，上帝是画家，作品是名医。艺术拯救了他，从而使生活成为可能。精神患疾，病情间发，简居乡村，他那牢固的传统观念，对爱情的忠贞，渴望天伦之乐，均遭挫折，让知情者都禁不住耿耿于怀。晚期作品离开了理性轨迹愈发朝向心灵深处，在那里进行心理的自我叙述。大块的色调、混和的色层和由线变为点的笔触交织在一起，在固有色的基础上，从内心角度做了取舍和补充。剧烈夸张的笔触与早期、中期有条不紊的笔触不同，厚薄对比强烈。露出的白色画底飞白与布纹交相辉映，这种自由的呼喊，成为个人内部的文艺复兴，充满内心冲突的个人世界得以暂时的弥合。艺术根植在对传统念想上得到了升华，让他呓语狂言得以与我们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