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交融传妙相 释迦如来独称尊|明代宫廷风格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赏析|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在藏传佛像艺术体系中，明代宫廷造像无疑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它以造型完美、工艺精细、风格成熟、气质华贵的优胜特质受到市场的特别青睐和追捧。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明代宫廷造像是由明代宫廷造像机构和皇家御用工匠精心雕造的佛教造像，风格鲜明突出，它在藏传佛像艺术基础上大量融入中原文化和艺术元素，表现出汉藏艺术交融共存的鲜明特点，学术界因此将它归类为汉藏风格。它主要有两种形式，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用途：一种是刻有纪年铭文的形式，用于赏赐西藏上层人士，为朝廷推行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另一种是无纪年铭文的形式，主要为宫廷佛堂或皇家寺庙供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尊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就是一尊不带纪年铭文的明代宫廷风格造像。|此像头饰螺发，头顶肉髻高隆，髻顶安宝珠，大耳垂肩。面形圆润，眉眼细长，双目低垂，相容庄严，神态安详。身着袒右肩袈裟和僧裙，衣纹流畅，质感较强，特别是腿部衣纹呈对称状密集分布，生动表现出僧裙向内收起的自然状态，优美自然，衣缘上又刻有精美的缠枝莲纹饰。结跏趺端坐于莲花宝座上，左手横置脐下结定印，右手下垂结触地印，表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降魔成道的姿势。莲花座为双层束腰式，造型规范，上下边缘各饰一周联珠纹；莲瓣饱满有力，周匝环绕，其头部饰有立体感较强的卷草纹。莲座下装藏保存完好，底部有铜板严实密封，封底板中央刻有精美的羯磨杵图案，使其继续保有宗教灵性和加持法力。用合金铜铸造，铜质细密，色泽明亮，表面镀金，绚烂悦目。整体造型端庄，结构匀称，工艺精细，形象庄严，堪称一件完美的明代佛教造像精品。|看到这尊造像，我们立刻会想到明代宫廷造像，因为它与明代宫廷造像的风格完全一致。明代宫廷造像主要指明代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制作的佛像，由宫廷专设的造像机构——御用监“佛作”具体承办，明人刘若愚《酌中志》中有御用监造办佛像的明确记载。宫廷造像主要用于赏赐西藏上层僧侣，为朝廷推行的“众封多建”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其突出特征表现为：造像面部宽平，具明显汉人形象特征；躯体结构匀称，宽肩细腰，造型端庄大方；四肢粗壮，肌肉饱满，细部刻画精细入微；衣纹采取中原表现手法，流畅优美；装饰上亦吸收中原传统样式，特别是菩萨装造像胸前及腰部的U字形联珠式璎珞，体现了中原地区传统审美情趣；莲座上刻有纪年铭款——“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从左至右刻写，顺应了藏文读写习惯；莲座部位有装藏，封底盖中央刻画十字金刚杵，固定封底方法为剁口法；用合金铜（俗称黄铜）铸造，铜质细密莹润，镀金纯厚亮丽。整体造型完美，形象庄严，材质优良，雕工细腻，雍容华贵，流光溢彩，具有宗教、历史、艺术和科学多方面重要价值。|明代宫廷造像现存实物甚多，我们将此像与明代宫廷造像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它们无论整体还是局部与明代宫廷造像几乎完全一样。如端庄规范的造型样式、宽平方正的国字型面部、胸前及腿部流畅优美的写实性衣纹、宽大规整的束腰式莲座、莲座上饱满齐整的莲花瓣，以及合金铜材质等，都体现了明代宫廷造像的鲜明特点，与现知的明代宫廷造像无二无别。这些艺术特征既保留了西藏佛像艺术传统点，又吸收和融入了中原艺术元素。其中，中原艺术元素的融入尤为鲜明突出，如造像的面部完全符合中原人士的审美；造像的衣纹是中原地区传统的表现手法；造像的材质更是中原地区的发明创造，等等。唯有不同的是，这尊造像没有标志性的刻款——“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体量也比一般明代宫廷造像略大一些。对于喜好明代宫廷造像者而言，首次见到这样的造像可能会感到惊奇。但事实上无需惊奇，因为它并非孤例，现已有较多的发现和存在。|据初步调查，我们发现类似此尊造像风格和工艺的实物目前国内外还有不少，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莲花手菩萨像（高135厘米）、文殊菩萨像（高约70厘米），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尊绿度母像（高约50厘米），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宝冠释迦牟尼佛像（高约30厘米）、香港乾坤堂收藏的宝冠释迦牟尼佛像（高32厘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收藏的无量寿佛像（高32厘米）、北京雍和宫密宗殿供奉的大威德金刚像（高约200厘米）等；同时近年来国内外艺术品市场上，这类佛像也屡屡现身，如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的供养菩萨像（13、3厘米）、2007年辽宁国际秋拍的无量寿佛像（高42、5厘米）、2014年12月法国Christophe Joron Derem拍卖的无量寿佛像（高56厘米）、2015年10月香港保利拍卖的观音菩萨像（高37、8厘米）、2015年6月法国巴黎苏富比拍卖的大日如来像（高51、3厘米）等。这些只是我们的初步调查，相信还有更多的遗存未被发现和公布出来。|如此多的同类风格和工艺造像的存在，足以说明它们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们共同见证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这些造像亦皆出自明代宫廷，主要用于皇宫内外佛堂和皇家喇嘛庙殿堂供奉，而不像那些刻款的宫廷造像（刻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款）用于赏赐西藏上层僧侣，为朝廷推行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所以它们不带刻款，也无需刻款，属于明代宫廷造像的一种特殊形式。笔者曾于2008年撰写《明代宫廷造像的另一种形式——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收藏的无量寿佛像为例》，以多件实物结合历史文献详细论证了此类宫廷造像制作的来由和用途，可以参考。|综上可见，此次东正拍卖推出的这尊佛像无可置疑地应当归为明代宫廷造像。按传统看法，明代宫廷造像必须带有刻款，否则就不是宫廷造像。通过这尊佛像，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明代宫廷造像不仅仅限于那些刻款佛像，还有一些不刻款佛像，是否刻款不能作为宫廷造像是与非的决定性标记，而只可作为判断宫廷造像不同用途的标记。这两类宫廷造像各有不同的用途，其中刻款佛像主要用于赏赐西藏上层僧侣，为朝廷推行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像“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 款中的“施”字，即已经标明了它的用途，有布施者，就有接受布施者，体现了大明皇帝对接受布施的藏族同胞的宗教关怀；而不刻款佛像则主要满足皇宫内外佛堂和皇家喇嘛庙殿堂的供奉所需。这尊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以及其他同类风格造像正属于后者，属于明代宫廷造像的另一种形式，它们产自皇家造像机构，来自皇宫佛堂或皇家喇嘛庙殿堂；它们的年代皆可确定在明宣德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