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共传十帝，享国一百八十九年。西夏王朝的建立历经了众多磨难，从唐时党项人在吐蕃势力的挤压下的多次辗转迁徙，五代时期与诸藩镇政权的周旋直到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西夏人民经历了太多的颠沛流离和无尽的战乱，他们希望有一种宗教能够及时的解除心灵的苦难，舒缓精神的压力。西夏社会的这种特征导致了西夏佛教一个显着的特点，那就是极强的实践性和高度的包容性。这种佛教并不注重其遵行各种流派，奉行何种教义，而是强调通过直观的可以操作的宗教仪式让信徒取得行动后的精神安慰感。所以佛教同时将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兼收并蓄地融合在一起，极为侧重藏汉佛教中有关实践的内容，并因此看重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中噶玛噶举派的教法具有明显的实践色彩，正好迎合了西夏佛教重仪轨重实践轻理论的特点，使其在西夏朝野得以迅速的传播。|在西夏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西夏宏扬佛学，形成具汉藏典章制度的佛教王国。创立了自己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在壁画、唐卡和法器艺术中独树一帜。尤其是西夏与西藏在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早期佛教艺术方面相互借鉴相互影响，联系更深。|西夏艺术对卫藏艺术的影响始于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西藏王臣记》记载在西夏最后一主李睍与萨迦派建立宗教上的联系，其子绷德又在西夏灭亡后远涉崇山峻岭抵达降昂仁，并建立了降昂仁大寺。嗣后又得元始祖封赏，成为地方势族。后弘期初期，西藏鲁梅等十人自西夏学成归来后，返回卫藏后建立了众多的佛教寺院，其中以扎唐寺比较最为出名，这些寺庙的彩绘彩塑艺术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夏的众多艺术因素。|西夏建国后，自开国之君到末代王都与西藏各地乃至尼泊尔地区发生过持续不断的文化往来，期间有不少西藏和尼泊尔高僧大德前往西夏地区学习或传播佛法，双方之间的宗教和文化往来非常频繁。喇钦·贡巴饶赛也曾拜西夏高让僧格为师学习佛法，他还在西夏地区修建过寺庙和佛塔。噶当派宗师嘉布罗周湃和他的师父阿哇博得、尼泊尔佛教大师萨哇曼孜师芝拜、潘唐哇等人也曾到西夏地区讲经说法，后者还被拜为灌顶国师。西夏圣德皇帝李仁孝也曾邀请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但都松钦巴因正忙于在类乌齐附近的噶玛地方修建噶玛丹萨寺而派弟子藏巴敦库瓦前往，藏巴格西于公元1159年到达西夏并作了灌顶国师。《安多政教史》中还记载了李仁显资助楚布寺具吉祥聚米佛塔修建工程的历史。|此把件12世纪九股金刚杵就是西夏与西藏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所创造出的那批精美艺术品中的杰出之作。此杵为典型的西夏制式，同时又兼具西藏风格。此杵的莲台部分比较有特色，每个莲台上的八个莲瓣全部由阴刻线勾勒出轮廓并用点对内部进行装饰，这个做法在12世纪西夏制作的金刚杵可以看到广泛的应用。更为独特的是，莲瓣分为三角形和半圆形两种，以相间排列的方式分布在莲台上，这个特点显示出此杵的莲台在吸收了西藏风格的基础上又发生了变化。|两端各有九个股叉，从中股的股尖部位可以看出中钴内部有一根贯穿中轴的天铁芯，铁芯外部有铜包裹，这种工艺从12世纪开始西藏所铸的高等级法器中被大量使用，因为藏人认为天铁具有神秘的力量，对天铁或天铁制品十分尊崇。摩羯脸型较长，两个圆眼几乎处于同一平面上，长有一双尖耳，上吻与鼻相连，鼻子上扬，鼻尖内曲。摩羯的造型具典型的西夏风格，同时可以看到西藏的影响，西夏杵上摩羯的鼻子基本不会向内卷曲，并且一般不会刻画出摩羯的耳部，而西藏杵则注重于对摩羯耳部和鬃毛等细节部位的刻画。|杵的中脉较扁，呈鼓形。杵脐两侧各具四个兽面，每个兽面都是圆眼、尖耳、宽鼻，其巨大的嘴部尤为醒目，造型憨态可掬，同时又威震八方，这个形象在梵文中被称为“kirtimukha”，意为“荣光之面”。出置吠陀经典《室健陀往事书》，上面记载了罗睺向湿婆的妻子帕尔瓦蒂示爱，湿婆得知后勃然大怒，从其慧眼中生成了一个恐怖狰狞、极为贪食的怪兽。怪兽飞快地吞食罗睺，惊恐万分的罗睺乞求宽恕，湿婆最终接受了他的忏悔，饥饿的怪兽在失去目标之后只得自食其身直到只剩下头颅。湿婆对怪兽的能力十分满意，将它取名为“荣光之面”，命它永远担当自己的保护神。“荣光之面”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印度教和佛教建筑、造像背光、武器和法器上，象征着对恶魔的降服。西夏杵中，中脉上多为忿怒像的明王护法头像，“荣光之面”的形象比较少见。胁股刃根部至股尖粗细过度较为平缓，股刃部分外均起脊，让平实的侧股更加犀利，也更有张力，以极短的距离极大的收缩比例呈现出完美的力度。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着一件12世纪西夏九股金刚杵，其侧股也是如此造型，但一端有三股已遗失在岁月的长河中，就其品相而言，尚不及此杵。|这件法器就同时受到了西藏与西夏两种风格影响，同时又与同时期的西藏法器所使用的材质相同，雕琢技术精湛，刀法娴熟，线条流畅，打磨极为精细，做工一丝不苟，包浆莹润，使用痕迹明显，近千年来一直作为实用法器而流传于世，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从未见过有与其一模一样的西夏九股金刚流传于世。而且这样精细和高贵的金刚杵，在西夏杵中异常罕见，作为文化交流的产物，以及对历史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推测这极有可能是当时的西夏圣德皇帝李仁孝根据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的弟子藏巴敦库瓦所赠送给西夏的合金铜为原材料，以传统的西夏杵为蓝本，以西藏杵为参考，为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量身定制了这只九股金刚杵，由藏巴敦库瓦带回藏地，一直作为实修法器流传至今。这件西夏王品，见证了古代西藏与西夏的宗教交流，文化的融合，是能够反映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实物遗存，有着巨大的文物、宗教和艺术价值。||佛教文化本位的探索与呼唤|—略谈北京东正春拍的三件重要古代法器|法器又称佛器、佛具和法具。广义而言，凡是佛教寺院所用的庄严佛坛，以及用于祈请、修法、供养和法会等各类佛事的器具，或是佛教徒所携带的念珠乃至锡杖等修行所用资具，皆可称之为法器。但狭义而言，法器主要指供养诸佛、庄严道场和修证佛法的资具。藏传佛教一般将常用法器分为六大类，即礼敬类、称赞类、供奉类、持验类、护摩类和劝导类，内容也基本涵盖了佛教供奉与法事的方方面面。这些器物不仅具有一定的宗教功用，而且蕴含有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同时在造型和工艺上还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因此，它们作为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值得我们珍视。|北京东正拍卖公司此次专门推出佛教法器专场，是一次新的大胆的尝试。它不仅对于拓展市场上佛教艺术品的品种，挖掘和充实佛教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基于法器是佛教使用器物，在佛教仪式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佛教仪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佛教殿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陈设，它又关系到佛教文化的本位主义，是对佛教文化本位的大胆探索与呼唤，对于佛教艺术品未来市场走向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此次法器专场上，有三件法器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它们不仅年代久远，而且造型完美，风格独特，在法器类艺术品中堪称稀有难得。我首次见到如此高级别的法器，不仅大饱了眼福，也发自内心地欢喜，所以乐于在此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看宋代合金铜九股金刚杵。金刚杵，印度梵语称“伐折罗”，原为古印度兵器，后被佛教吸收为法器，象征坚固、锐利之智，可以断烦恼，除恶魔。其形状有独股、三股、五股、九股等多种，一般以五股多见。《大藏秘要》中说，金刚杵是菩提心义，能“断坏二边契于中道，中有十六大菩萨位，亦表十六空为中道，两边各有五股，五佛五智义，亦表十波罗蜜，能摧十种烦恼。”它常与金刚铃配合使用，左手持铃，右手持杵，象征方便与智慧合一，金刚杵即象征智慧。许多佛教神像的持物就是铃杵合用，如金刚持、金刚萨埵等。|这件金刚杵的正中呈鼓形，其两侧各有四个兽面。每个兽面皆圆眼、尖耳、宽鼻、阔嘴，形象生动夸张，造型古朴粗犷。两端各有九个股叉，其中中股的内部为一根贯穿中轴的天铁芯，天铁外部以铜包裹，做工十分独特。八个胁股从刃至尖粗细过度平缓，外展的弧度不大，最具时代特点。杵的莲台部位亦颇有特色，每个莲台上的八个莲瓣全部由阴线刻出，地子布满珍珠，莲瓣或为三角形，或为半圆形，其造型与纹饰明显具有西藏西部艺术鲜明特点。此杵整体造型非常完美，时代风格鲜明，工艺独特讲究，品相保存完好，特别是历经千余年岁月，经过了无数高僧大德的持用，蓄积了无穷的加持神力，不仅艺术价值极高，而且宗教价值尤为殊胜难量，是一件难得的早期法器上品。再看元代合金铜九股金刚杵。此件金刚杵中央亦呈球状，两侧各有四个明王头像。明王脸形方阔，三目圆睁，鼻短扁平，嘴角露出獠牙，耳垂圆珰，形象狰狞恐怖，刻画粗犷简率。明王头顶各有一个莲台，每个莲台由八片莲瓣合围而成。莲瓣排列整齐，宽大肥实，瓣尖略微上翘，造型酷似同时代佛像上的莲瓣，时代特征十分鲜明。两个莲台各伸九个股叉，中股呈八棱状，八个胁股由摩羯口中吐出，呈环形均匀向外伸展，形成外鼓中空的纺锤形状。摩羯高额大眼，眉骨较宽，长鼻与上唇连为一体，高高上扬，鼻尖向内卷曲，形象极其生动。整体造型规范壮硕，做工讲究，用材精良，体量非凡，而局部刻画简括粗犷，显露出古朴自然的时代气息。由这些特点可见，此件金刚杵绝非一般金刚杵可比，只有在大元一统的强盛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才能创造如此恢弘大气的艺术作品。而尤为难得到的是，元代大型金刚杵多为天铁制成，而此杵为合金铜铸就，由此可见其珍贵之处。|最后看大理国的青铜金刚橛。金刚橛原来也是古印度的兵器，后被佛教吸收为法器，象征坚固猛利之智。其造型十分奇特，上部为金刚或其他佛教神像的头部，中央部位似一个单股金刚杵，下部为锥形三刃橛头。其中，下部为其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其得名的主要依据和来源。我们常见的金刚橛大多出自藏传佛教，但这件金刚橛有所不同，出自我国西南的大理国。其整体造型特征与藏传佛教中的金刚橛也明显有别，表现出鲜明突出的云南大理地方民族特色。|这件金刚橛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是一尊圣观音的半身像，下部是三棱形的橛身，而其最为精彩的部分就集中于上部的圣观音半身像。观音头戴花冠，头顶束发髻，发髻顶端安半杵，耳侧各有一条冠翅向上竖起，又各有一条缯带垂于双肩。脸型长圆，双目平直，鼻梁扁平，双唇厚实，神情悲悯，形象质朴生动。身躯扁平，腰部有明显收分。上身袒露，脖子上挂有项圈，两手腕戴有镯子。双手置于胸前，一手执一朵未开敷的莲花，一手作打开状。身下承有仰莲座，莲瓣宽大舒展，形制完全符合当时大理地区流行的莲瓣样式，亦与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莲瓣一致。|这件金刚橛在整体风格和制作工艺上体现了大理国金刚橛的明显特点，而尤其突出的是体现了当时大理白族人鲜明的审美特点，其诸多的形象特征我们可以在大理国时期遗留的其他艺术作品上见到。如圣观音的面相，与大理国国王的面相非常相似，典型实例是云南石钟山石窟第二号窟阁罗凤造像，大理国流行阿嵯耶观音皆为如此面相；再如圣观音的帽翅，明显来源于大理国王的王冠样式，阁罗凤造像的王冠上就出现了与此完全一致的帽翅，石钟山石窟第四号窟的普贤菩萨像也照搬了这种王冠样式。这些特征足以说明这件金刚橛受到了大理国皇家审美的影响，是一件大理国时期的典型法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类似金刚橛目前存世还有一件重器，是1978年从大理崇圣寺主塔中出土的，现在为云南省博物馆收藏。但它的体量比此件要小许多，仅为12、7厘米；它的造型也略有不同，上部是一尊菩萨装的大日如来半身像，后部焊有一个龙首蛇身的指环套。然而，尽管如此，出土金刚橛的整体造型与风格，尤其上部佛像的面相、花冠、装饰与东正拍卖的这件金刚橛完全一致，以其可靠的出土身份，可在时代和产地上为东正推出的这件金刚橛提供重要参考。|大理国是10至13世纪时在我国云南大理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王国，始于937年，终于1253年，前后有22代国王。大理国从国王到民众皆崇尚佛教，国王中曾有八位禅位出家，而一般民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分老壮，手不释佛珠”，因此有“佛国”和“妙香国”的美誉。当时流行的佛教主要有显教和密教，而密教尤为盛行。密教源于中原和西藏地区，经过与云南地方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当地文化色彩的佛教派别——阿叱力教，俗称“滇密”或“白密”。随着佛教的昌盛，大理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开始流行起来。大理国佛像艺术立足于大理本土的民族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不断吸收中原汉地、西藏和南亚不同地区的艺术因素，最终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造像风格。东正拍卖推出的这件金刚橛与众多存世的大理国佛像一样，都与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近些年，法器在佛教艺术品市场上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的佛教艺术品种，也成为佛教艺术品市场上一个新的亮点。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这无疑为佛教艺术品市场增添了新的品种，也为佛教艺术收藏家提供了更多和更好的收藏机会。佛教艺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它们在形式上虽然自成一体，但在文化上互有联系，不可分割，同为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的载体。十多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佛教艺术品从最初单一的造像，发展到唐卡，再发展到今天的法器，种类不断增多，已逐渐趋向佛教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我始终认为，佛教艺术品的收藏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和审美收藏，而是属于文化和思想的收藏，我们只有以全方位的眼光，将佛像、唐卡及法器等集合起来，还原到它们原有的宗教仪式和情境之中，进行综合研究和展示，才能发现其蕴藏的深刻思想文化内涵，也才能发挥其更大的佛教文化光辉。|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黄春和，1965年出生，湖北武汉人。1986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现为首都博物馆研究员，兼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客座教授、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北京佛教历史和汉藏佛教艺术，发表和出版过众多重量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是国内权威的佛教艺术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