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金刚橛为单体浇铸，通体被黑色氧化层包裹，氧化层泛白光，此氧化层当为锡的氧化物，多见于青铜表面，与大理国常使用青铜的情况相符。金刚橛的梵文为“vajrakila”，能够强力有效地破除自心与外相的障碍。现存古代实物多为藏传风格的金刚橛，大理国金刚橛整体存世量远远小于藏传金刚橛。在用于实修的金刚橛中，大理国金刚橛和藏传金刚橛在整体风格和形制上都有诸多不同，但其整体结构都可分为橛柄和橛身两部分。此金刚橛橛身呈四棱状，截面近似于菱形，四棱及尖部极为锋利，四棱非直线，而是以四条非常优美的曲线在尖部完成了汇聚。四面呈略微内凹的曲面，打磨精细，光可鉴人。藏传金刚橛橛身的截面一般为三角星形，而大理国金刚橛橛身的截面一般近似于菱形或三角形，其形制更像是独钴杵的钴叉。此橛橛身没有像大多数藏传金刚橛那样从摩羯口中吐出，而是在根部以阴刻线勾勒出了一个类似于花萼的结构。此橛橛身部分的造型与大多数大理国金刚橛橛身的基本形态是一致的，但是此橛橛身比一般品打磨更精细、线条更优美、比例更修长，显示出此橛非比寻常的级别。橛柄由一尊菩萨的上半身和一个莲台构成。莲台由三层相互错开的莲瓣合围而成，莲瓣为较宽的仰莲，莲台的整体形制有可能借鉴了晚唐至宋辽时期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底座的形制。莲台上方为一尊菩萨的半身像，与大多数藏传金刚橛顶部头像所呈现的忿怒相不同，此菩萨呈寂静相。菩萨为方脸，面容沉静慈祥，略带微笑。秀目微睁，双眼间距较小。眉毛较长，眉弓弧度较小。鼻梁长直，鼻头较宽。唇厚，鼻唇沟内凹明显。初见感到面相庄严，较为严肃，细看实则带有一种质朴而又纯真的微笑。整体面相与大理国佛、菩萨造像的面部特征一致。头戴纹饰繁复的宝冠，宝冠顶部带有半个五钴金刚杵，冠结从耳后伸出高高上扬，缯带自耳后垂落于肩头，丝织品的质感和褶皱被刻画的非常形象。菩萨上身袒露，项饰璎珞，腕戴手镯，双手当胸捧一法器。菩萨的整体风格及每一处细节都与大理国时期的造像保持着高度一致。云南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对不同地区的文化艺术的兼容性，使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密教有可能同时受到中原、印度、吐蕃、东南亚等多方的影响。有很多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造像都会带有多种风格的成分，法器也不例外。以此金刚橛为例，其粗壮有力而接近于独钴杵钴叉的橛身有可能承袭自印度，其莲台的形制则显然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而菩萨的造型有可能同时受到了中原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南诏、大理国法器的存世量在诸多时期、地域中并不是最多的，但是目前国内通过考古出土的法器以南诏、大理国时期最多。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的法器是迄今考古发现南诏、大理国法器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一批，其中金刚杵出土大约两百件，而金刚橛只出土七件，在七件金刚橛中只有一件与此橛相似。该金刚橛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整体造型与此橛极为相似，但又有以下几点不同：1、该馆藏金刚橛全长12.7厘米，远小于此金刚橛的22.5厘米。2、该馆藏金刚橛莲台上方的造像双手结智拳印，而此金刚橛莲台上方的菩萨双手当胸捧一法器，二者手印区别较大。3、该馆藏金刚橛背面带有蛇形指环，而此金刚橛不带指环，背面也没有任何曾经带有指环的痕迹。4、该馆藏金刚橛橛身为三棱状，而此金刚橛橛身为四棱状。5、该馆藏金刚橛通体布满绿锈，而此金刚橛通体被坚实紧密的黑色氧化层包裹。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的两百多件金刚杵与金刚橛中，如以法器的基本类型计算，五钴杵数量最多，有一百七十七件，独钴杵次之，而金刚橛和三钴杵数量最少，都只有个位数。如以是否带有指环计算，则有一百七十四件带有指环，而剩下的法器中另有很多指环缺失的情况，本身就不带指环的法器是极少数。如以法器的尺寸计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法器全长小于10厘米，有七件全长在10厘米和20厘米之间，仅有三件全长超过20厘米。由此可见，此金刚橛从多种分类上看，都非常稀有，崇圣寺千寻塔出土的金刚橛有一件造型与之相近，但并无相同者，且弘圣寺塔、佛图寺塔出土及国内外重大拍卖中亦未见与之相同者，此金刚橛目前当属孤品。综上所述，此件金刚橛具备以下一些特征：1、尺寸硕大，全长22.5厘米，远超南诏、大理国的大多数法器。2、品相完好，皮壳干净，氧化自然。3、工艺精美，细节刻画到位，级别非比寻常。4、存世稀有，馆藏有一件造型与之相近，而未见相同者，目前为孤品。5、风格明确，综合此橛各部位特征，再参考与之造型相近的馆藏品，将此橛年代定为大理国时期非常客观。故笔者认为此大理国金刚橛从收藏、学术、宗教等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法器。||参阅：李昆声主编：《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1999年，第274页，图298，铜金刚橛，大理国，全长12.7厘米，云南省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