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中国近现代名人文献手迹珍品》P35。款识：王世襄，八四年六月廿日。释文：中国木刻画之历史和印刷过程。中国木刻画的起源很早，当纪元八六八年（即咸通九年）王玠刻的金刚经扉画已很纯熟，在敦煌出的唐五代雕版佛像神态线条，已具有独特的风格。十二世纪时，木刻画应用更广，由宗教发展到应用科学和考古学。证类本草，营造法式。《宣和博古图》、《三礼图》都有精美的插图。到了十三世纪（即元代）时通俗书刊小说几乎都有精美的插图。附入，到了十六十七世纪，明代小说戏曲插图更多，这时刻工技术日益进步，最著名的刊工有（徽州派）和（建阳派），徽州派有黄汪两姓，刊工创作木刻画独步一时，其中有黄鏻、黄应泰刻《程氏墨苑》黄应瑞刻《女范篇》和《杂剧》，黄应光刻《琵琶记》、《元曲选》、黄一楷刻《北西厢》，黄一彬刻的《青楼韵语》、《西厢舞剧》，黄应组刻的《坐隐图》、《人镜阳秋》都已达到木刻画的相当高峰。至如汪忠信刻《海内奇观》，汪文宦刻《仙神奇踪》，汪士珩刻《唐诗画谱》，作风与技术都与诸黄极相类，这时又有《水浒传》、《金瓶梅》、《吴骚合编》插图，刻工名字不传，而精丽有过之者，所刻画稿，也都是当时名家的创作。如丁云鹏画的《列女传》、《程氏墨苑》，陈志莲画的《博古》，叶子和《水浒》，叶子萧尺木画《离骚》和《太平山水图》，画家与刊工合作，因而相得益彰。十七世纪的后半期，有徽派的鲍承勋为当时刊工名手，北京的木刻家也有独到的成就，刻版中《联贡图》、《万寿盛典图》规模极为弘伟。自此以后日就消沉，直到清末北京的木刻才开始了新的气象。彩色套印术的兴起也很早，一三四零年（即元至六年）中兴路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经注灵芝图，都是用朱墨两色套印。十六世纪末叶吴兴凌蒙初闵齐伋两家刻书，几乎全是朱墨或无色套印的，在这时以前已有像《花史》那样的以一块木板涂上几种颜色，而印刷成彩色画的，徽派刻工黄鏻等所刻的《程氏墨苑》第一次印本，即是用一块木板上涂几种颜色而成的，不久发明了分色分版的彩色木刻，将彩色木刻提高到前未有的程度。明末，胡正言字曰从，应用了当时流行的饾版拱花二法编印十竹斋画谱和笺谱，工致妍丽，更为精美的进步，胡正言原籍徽州，寄寓南京，在一六二七年（明天启七年）编刻十竹斋画谱八种，全是用饾版来变现画中各种颜色的深浅浓淡，一六四四年（即崇祯十七年）续刻十竹斋笺谱四卷，兼用饾版拱花二法，拱版与现在的凸板相似。清初李笠翁等刻芥子园画谱，就是沿用了饾版彩色套印，从此一变木刻插图而为画家临摹绘画的课本了，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木刻画又渐盛起来，由彩色精印的信笺集成巨帙的笺谱，民国时期鲁迅、郑振铎曾合编北京笺谱，结集这一时期的彩色木刻的精华，一九三四年郑振铎又委托北京荣宝斋翻刻十竹斋笺谱，沿用胡曰从的遗法，比之原本更无逊色，最近荣宝斋的饾板彩印，比诸从前尤为进步，所有分色分版，益复工纲刻印诗笺谱之外又印彩色年画，由信笺扩展为小幅名画，再扩展为大幅的历史名画，印本与原本都在一起，几乎不易分辨出哪个是印的哪个是画的了。制作的程序是先审查稿，按其颜色的种类深浅干湿浓淡的不同逐步分开勾描，一幅图画有时需要分到七八十块板，然后将勾描的稿子分别沾于木板上付刻，刷印时先将印的纸压定，不使稍有移动，按照面彩色的部位装置木版的地位，即行刷色压印，一种颜色印毕，再另更换一版，以至于印成全幅。这种木刻彩印的特点，完全是用水彩印最合于中国的水彩画。而且甲色与乙色。不致互相侵盖并且颜色能够深入纸膏可以持久不致退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