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吉堂居士嘱余写经，是为第二卷，玄枵演音时掩室古浪日光院。|钤印：吉目（朱）肖形印|鉴藏印：蔡吉堂藏（朱）忘佛草堂（白） |说明：现藏家九十年代直接得自蔡吉堂家属||落尽铅华 如月清凉|—— 弘一法师书赠蔡吉堂《金刚经》卷二研究|文/欧阳长桥|弘一法师自1930年前后决定专修南山律宗以来，致力于书写佛教经典，以此作为传教弘法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式，从而留下了大量的写经书法作品。从作品的主题内容看，一方面是从《华严经》等佛典中摘取偈句集为联语，这种内容的作品数量很多；另一方面是书写整篇的佛教经典，作品数量却极少，这幅高头大卷的《金刚经》卷二墨迹就是如此。|一、款识印章等所包含的重要信息|弘一法师书赠蔡吉堂《金刚经》卷二墨迹，手卷，纸本，长265厘米，宽43厘米。款识云：“吉堂居士嘱余写经，是为第二卷。玄枵演音时掩室古浪日光院。”钤印“吉目”。收藏印记：“蔡吉堂藏”。其款识、印章及鉴藏印记等包含着颇为重要的信息。|1、“玄枵演音”|弘一法师的笔名与别号极多，据柯文辉所著《旷世凡夫·弘一大传》一书的统计有242个。“枵”，空虚之意。“演音”这个别号在弘一法师书法作品及信函中很常见，但“玄枵”并不常见到，也不见于此书统计，应与他的其他笔名或别号一样，有特定寓意，很可能与此卷书写前后弘一法师在修持方向上的历史性转折有关。|2、“掩室”|即通常所说的闭关修行之意。但此处有特殊情况。南山律宗自南宋以来几乎无人问津，主要是缘于此宗戒律森严，一般僧众往往不能忍受持戒之苦。书写此卷时弘一法师已开始修持南山律宗，因多病且自觉地节衣缩食，冬季时身体必需的热量严重不足，是故每至冬天就要驻锡气候温暖、阳光较为充足之地。自与闽南结缘后，此地就成了弘一法师过冬的理想之所。闽南名士蔡吉堂也在此与弘一法师结下法缘。后来法师的身体也愈来愈虚弱，就选择一直在福建泉州一带修行，直至圆寂。|3、“古浪日光院”|指鼓浪屿上的日光岩寺。日光岩俗称“岩仔山”，位于耸峙于鼓浪屿中部偏南，是由两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成为龙头山的顶峰，为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寺俗称“一片瓦”，实际上是一个天然石洞，以巨石为顶，后依山形地势建起寺庙，具体时间是明朝万历十四年（1586年）。该寺屡建屡毁，清同治年间，建圆明殿，祀弥勒，并在寺前建八角亭，上挂“日光寺”匾。笔者在主持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筹建期间曾至浙、闽考察，拜谒过弘一法师曾驻锡过的日光岩寺及其曾“掩室”的僧舍。|4、“吉目”|“吉目”，一作“髻目”。“吉”同“髻”。弘一法师的笔名与别号之一。语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如是一切皆悉成就清净善根。常欲饶益一切众生。复与无量三十三天王俱。其名曰释提桓因天王。普称满天王。髻目天王宝光称天王。……”。与此类似的还有弘一法师的其他笔名与别号“髻音”、“髻明”、“髻光”等，皆取自佛经。|弘一法师五十岁前后因体弱多病，目力与精力也都日渐衰退，捉刀篆刻之事只得放下，故常书托李显章为之刻印，所开列的要求刻印的笔名或名号有十余个之多，此印即为其一。|5、“吉堂居士”|上款人“吉堂居士”，指的是近代厦门著名的实业家蔡吉堂。蔡氏祖籍台湾新竹，后徙居厦门，开设新合美钢铁行。从二十多岁开始参研佛法，修习居士佛教，先后投拜太虚、印光两位高僧习佛。曾任厦门佛教会首届常务秘书，与虞愚、叶青眼等人对佛教的改革与优化有重要作用。从弘一法师曾为其手书《壬丙南闽宏法略志》并作题记看，蔡吉堂居士与弘一法师的法缘是比较深厚的。|弘一法师书赠蔡吉堂此卷之际，正在想方设法筹集经费，目的是创办律学院，并出版福州涌泉寺永觉、道霖两位高僧合着的《华严经疏论纂要》和法师自己的律学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前者印了二十五部，后者仅寄到日本保存的就有一百七十多部，即可见所需经费之巨。创办律学院也需要大笔经费，但由于资金短缺，寻得沪上朱子桥的赞助却因故未能成事。由此可见，一直自称体弱多病的弘一法师之所以书赠蔡吉堂如此巨大尺幅的《金刚经》卷二墨迹，蔡吉堂之所以能够成为弘一法师写经书法作品的重要收藏家，肯定与蔡氏出资鼎力支持弘一法师办学及出版佛学著作有一定渊源。|二、此卷书写的确切时间|弘一法师书赠蔡吉堂《金刚经》卷二，与其所结闽缘密切相关。法师早期的佛教活动大多在杭州、宁波一带，期间多次南行至厦门，结下深厚闽缘，晚年更是长期驻锡泉州并圆寂于此。闽南佛教十分兴盛，闽南佛教界对于弘一法师也十分尊重和景慕，而此地冬季气候温暖，阳光比较充足，更是体弱多病的弘一法师来常来此地过冬的重要原因。|弘一法师初次来闽南是1928年12月初。当时弘一法师欲往泰国，途径厦门，驻锡于南普陀寺，至转年3月，因担心4月以后天气过热，遂行至浙江温州。第二次来闽南是在1929年，弘一法师准备去往西北，10月初，他的学生刘质平见法师病后体弱，坚持认为法师不宜去西北，便离开宁波，南行至厦门，又驻锡于南普陀寺，不久后离厦门至泉州承天寺，因故于1930年3月中旬便了结了这次闽缘。从弘一法师1928年12月至1930年3月之间书法的风格特点看，《金刚经》卷二墨迹肯定不是这两次到闽南来过冬的时候所书写的。|弘一法师应是在1931年11月第三次来到闽南的。太虚法师1931年12月2日在在常惺法师被选为南普陀寺方丈的受请典礼上说：“今天是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开会欢迎常惺法师和弘一法师的一天。……恰巧弘一律师亦到此间。弘一律师在中国僧伽中可说是持戒第一。其道德和品格为众人钦仰，为现代中国僧伽之模范者，这是我们表示不胜欢迎的。”1930年9月，弘一法师函告蔡丏因等人要他们“暂勿通信，不久将去闽南”。《金刚经》卷二墨迹与先后书写于1931年3月初的《华严集联三百》、1932年6月的《佛说阿弥陀佛经》十六屏之间进行比较来看，三者在书法本身的演变及创作时间上是一种自然递进的关系，用笔与结字的逻辑关系也都十分清晰。这两个方面亦可佐证。|综上，充分说明弘一法师书赠蔡吉堂《金刚经》卷二，应在他与闽南第三次结缘之际，即1930年11月至1931年2月之间。|三、此卷是弘一法师写经书法的代表作|弘一法师书法艺术的发展演变，1899年至1918年为早期，，1918年至1930年为中期，1930年至1942年为晚期。《金刚经》卷二墨迹就处在中晚期书风的转承阶段和重要演变阶段。此卷以高古之气、金石之韵写人、书、佛合一之境，为弘体书法的完全成熟奠定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讲，此卷是弘一法师书法自成一家面目的开山之作。此卷飞白之笔较多，仍依稀可见昔日致力于魏碑、汉隶、秦篆、章草书之踪迹。然而从书法艺术本身来讲，这些相对于成熟弘体的理性和唯美而言仍较为感性的用笔特点，正是此卷的艺术特色所在。|弘一法师第三次来闽南具体是什么时间，此前并无直接的史料可作参考的依据，只能从太虚法师在常惺法师的受请典礼上的讲话以及1930年9月弘一法师函告蔡丏因等人的书信等来进行推断。而弘一法师此卷《金刚经》墨迹书写时间的明确，在史料上弥补了弘一法师研究的缺失和不足，在书法上此卷尺幅巨大、字数众多，书写质量也很高，完全具备了作为弘体书法代表作品的所有条件，反映和体现了弘一法师中晚期书法发展的轨迹及演变的风貌。|弘一法师写经书法的代表作品极少，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弘一法师精心书写佛典往往有重要目的，如另外两幅写经书法代表作《华严集联三百》与《佛说阿弥陀佛经》十六屏，前者书写于决定专修南山律宗之际，后者是为纪念其父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所书，而书赠蔡吉堂《金刚经》卷二墨迹，则应是致谢蔡吉堂对其传教弘法事业的大力支持。|弘一法师书写诸如此类的巨幅作品还需要满足诸多条件，亦与弘一法师独特的创作方式有关。从1930年自法界寺致刘质平信函可知，弘一法师书写大幅作品，必须是在“病体复元”之后有较好的身体状况，精力也比较充沛。此外，须有“仁者”在一旁协助，为法师牵纸报字，因为弘一法师写大幅作品往往是采取“大幅每行先写五字，从左至右，如写外国文”的书写方式，即从左写到右（从卷尾或最后一屏写到卷首或第一屏）。另两幅代表作《华严集联三百》与《佛说阿弥陀佛经》十六屏就都是在刘质平的操持和协助下完成的。但法师书写《金刚经》卷二的协助者，有可能是由蔡吉堂预先安排好的人手。弘一法师书写大幅作品的独特创作方式及诸多特殊要求，是弘体书法巨幅作品数量极少的重要原因。这愈发显示出此卷的珍贵。|四、此卷是弘一法师写经书法代表作|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从弘一法师书赠蔡吉堂《金刚经》卷二墨迹的书法风格特点、款识、印章、收藏印记等的辨析，以及对于此卷本身以外各依据，包括弘一法师1930年前后的梵行法旅、身体状况、创作方式及书赠蔡吉堂之原因等情况全面深入的考证，充分说明此卷不仅是弘一法师真迹，而且在弘体书法的发展演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堪称弘一法师写经书法的代表作品。|弘一法师此卷墨迹承载着弘体书法重大转折的演变轨迹和风格面貌，有着1932年以后弘体书法作品不再有的用笔上的金石意味，以及因之而具备的丰富的用笔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在其他传世书法作品中罕见的人书俱老现象。这就是《金刚经》卷二墨迹的艺术特色，是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所在。|此外，弘一法师书赠《金刚经》长卷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缺乏记载与研究不足等情况下，此卷足以佐证弘一法师的第三次闽缘实际上开始于1930年冬季，从而成为弥补李叔同（弘一法师）研究的重要史料。而弘一法师书写巨幅作品（代表作品）数量极少，又大幅提升了此卷的珍稀程度。|■作者欧阳长桥系原李叔同故居纪念馆馆长。|■本文所援引的史料，皆来自于迄今最好的一本李叔同（弘一法师）传记——柯文辉所著的《旷世凡夫·弘一大传》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