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1.佳士得2.美国重要藏家旧藏参阅：1. 故宫藏乾隆铜鎏金无量寿佛佛塔2. 北京镇海寺内三世章嘉石塔3. 北京梵华楼一楼佛塔觅宗三千，皆是多宝如意—解析一座珍罕的乾隆大佛塔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礼教制度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产生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天子”思想，既然皇帝是上天之子，那么很容易地就产生出“敬天”“畏天”的思想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中国大地上少有像印度乃至西方教堂那样指向天空的尖顶建筑或构件，但佛塔这一形式是个例外。汉代以后，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作为佛供的重要载体之一——佛塔，也作为信仰的表现形式融入了中华文化，这种相互融合，既丰富了建筑的美学内涵，也拓展了形式上的外延。通过虔诚的、一丝不苟的工艺制作，以及虔诚谨慎的供养，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寄托；对于统治阶级而言，通过一些如金银、珍宝、玉石珍奇等奢华的材质与大体量的运用，更是成为彰召皇权威严的方式，从此座乾隆宫廷大佛塔即可见一斑。此佛塔为覆钵式藏塔，亦为如来八善逝塔中的『菩提塔』造型，其含义是纪念佛陀三十五岁时在菩提伽耶菩提树下成就无上道境。藏传佛教认为佛塔的各部分分别代表地、水、火、空、风五大要素，即日月部代表空，伞盖部代表风，相轮部代表火，覆钵部分代表水，台座部分代表地。意思是说，土依金，金依水，水依风，风依空，而空无所依，也就是所谓『四大皆空』。在佛塔中的瓶身部分，安奉智者舍利、经书及各种吉祥物品，以令绕塔及顶礼者积集功德。佛塔最上层为火焰日月摩尼宝，下饰高束腰仰覆双层莲台，象征着功德圆满；十三层圆碟状相轮，组成塔颈，与常见佛塔不同，其上兰札体梵文乃是用和田玉雕成嵌就，极尽奢华，等级极高；两飘带由地盘起顺塔颈而下，构成塔耳，塔耳多层卷曲，呈火焰状，精美细腻，仿佛唤醒了整件佛塔的灵气，装饰性极高；颈下三层方形基座，覆钵状塔身正中开眼光门，门上饰卷草纹；覆钵塔身周边有铜制和玉质的口吐联珠的兽首，吐出的珠宝宛若珍珠的垂幔，再下为五层圆形金刚圈，雕刻精细，上下两层呈一圈莲瓣，其下为方形高束腰台座，束腰层有高浮雕狮子和白玉制十字金刚杵作为装饰，雄狮錾刻精细，造型威猛，毛发清晰可见，上下皆饰有莲瓣，形式与金刚圈上的莲瓣一致，其纹理依旧清晰、工整，端庄大气的画风没有一丝懈怠的感觉。整件佛塔雕饰精美，以盘纹焊接和锤胎錾花工艺制作而成，通身嵌就和田白玉、青金石、金刚玻璃、绿松石等各式珍宝，装饰繁缛精细，鎏金密实灿烂，富丽堂皇，保存状态极佳，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原配硬木雕就的高台座，高达两米的体量，恢弘大气，反映了清乾隆朝金属工艺的水平，堪称乾隆盛世宗教艺术品的瑰宝。在物质不那么富足的古代，顶级艺术品的诞生往往和宗教或皇权息息相关，如此座佛塔般兼而有之者，更是不计成本之作，要探讨这座佛塔的文化价值，我们就必须回到大清王朝。彼时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统治者对其大力扶持，“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成为巩固蒙藏边疆稳定的国策。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在清宫内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尤其是在清早期和清中期，不少皇室成员笃信藏传佛教。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清宫制作了大量的藏传佛教相关器物，如佛像、唐卡、法器等，供宫廷佛事活动或日常供养陈设所需的同时，同时也被用于赏赐藏族宗教领袖和蒙古王公台吉，清代宫廷制作的藏传佛教法器数量十分可观，皇帝亲自参与设计、在宫廷大内设置专属皇帝的造办处、招揽全国能工巧匠到北京等措施，极大促进了清代宫廷技艺的繁荣与发展，为这些藏传佛教法器的精工细作提供了内外部的发展动力，其中尤以清乾隆朝为最。而这座铜鎏金镶玉嵌珠石菩提佛塔的样式，就是乾隆本人钦定的样式，此样式发源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制作的金发塔。这一年，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大行，为表孝敬，乾隆下旨铸造一尊藏式佛塔，以盛放其母生前梳落的头发。乾隆对这座金发塔极为重视，从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面谕成造，到十一月初三日将塔安放在寿康宫东佛堂，乾隆先后下谕旨二十道。关于金发塔设计，乾隆关注到了每个细节，包括塔身各部位的尺寸、錾刻的纹饰、塔内的呈发金匣、配作的白檀木座，甚至放置金塔的紫檀木须弥座、香几和供柜等都需画好纸样，标明尺寸，呈览御前，待乾隆钦定后，再由造办处照样成做。最终成塔高153 厘米，重达107.5 公斤，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同类金塔中最大的一件，与本塔尺寸几近一致。遍查公私档案，除了本次华艺拍卖所呈嵌玉金塔外未见第三座，足见珍罕。A Gilt-Bronze StupaQianlong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