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世纪90年代购于香港古城艺术品有限公司 仲义父鼎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井中伟 撰稿 这件铜鼎为圆体，敞口，平沿，方唇，立耳，深腹，圜底，蹄足。对称的双耳上厚下薄且向外稍撇，外侧有并行的两道浅槽，耳根与沿面铸接痕迹清晰可见。深腹弧收呈大半球形，上腹饰一周重环纹带，其下又有一条较粗的凸弦纹作箍状，下腹素面无纹。圜底上留有明显的范铸痕迹，似未做修整。三蹄足内侧削平，有竖向的浅凹槽，足根较扁且外撇。整器厚重简朴，内外布满绿锈，局部附着少许土渍，腹外、圜底与足部似乎还留有黑色烟炱痕迹。腹内壁有铭文1行6字：「中（仲）义父乍（作）尊鼎」。口径51厘米，通高57厘米，重34.6公斤。 根据王国维首倡有铭铜器「器以类聚，名从主人」的定名原则，可将这件铜鼎定名为仲义父鼎。其造型和纹饰，与应侯鼎、函皇父鼎（《铭图》2111）、梁其鼎（《铭图》2414）等均十分相似，唯个体大小有别。这类铜鼎中也有不少类似作品，如河南洛阳东郊C5M906、山西洪洞永凝堡BM7、山东曲阜鲁故城望父台M20和M46等。根据形制特点和共存器物特征，可知这类铜鼎的流行年代主要在西周晚期，下限可能进入春秋初年。若详加比较，这件仲义父鼎体量大而浑厚，器腹超过半球，与晋侯对鼎、毛公鼎（《铭图》2518）等形制基本相当，其具体年代可断定在西周晚期偏早厉宣之世。 仲义父所作器，传世的尚有鼎、盨和醽，计十四件，均为西周晚期器。据说清光绪十五年（1889）以前，这组仲义父器与包括大克鼎、小克鼎在内的十九件克器组一并被发现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家村西周铜器窖藏，后流散各地，部分下落不明。根据铭文内容的不同，任家村窖藏仲义父鼎分为两套各五件，一套铭为「中（仲）义父乍（作）尊鼎」（《铭图》1632～1636），另一套铭「中（仲）义父作新客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华」（铭图2113～2117）。这两套鼎造型、纹饰相同，唯大小有差，应属于两套列鼎。鉴于它们形制相同，但铭文内容有别，推测可能是仲义父家族内或委托同一铸铜作坊制造的两个批次产品，铸造年代应该间隔不长。仲义父盨、仲义父醽各一对两件（《铭图》5552、5553；13999、14000），造型、纹饰两两相同，除重环纹外，所见窃曲纹、瓦纹、垂鳞纹也是西周晚期的主流纹饰。据学者考证，上述两组铜器铭文中的「克」又称「仲义父」，仲为辈分亲称，义父为其字。仲义父为宣王时人，在家族中担任华氏宗族之长，在王朝先任师职兼司左右虎臣，后任善夫并能出纳王令、担任右者。由此进而联系「梁其」「吉父」等相关器组，对于探讨西周晚期家族结构、宗法制度、世官政治等课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