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出版：即将出版于《浮生百态—十七世纪的中国瓷器 青花人物篇》，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23年
此观音瓶侈口，束颈，丰肩，圆弧腹，及底内收，胫部外撇，下承圈足。造型挺拔，为典型观音尊造型，是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流行瓶式之一，器形高大挺拔，古朴典雅而不失清秀俊俏。器身以青花满绘《金钱记》故事图，彩楼上柳眉儿手持绣球，扶案凭栏而坐，望眼欲穿，韩翃与贺知章骑马从楼下经过，仆从相随，意气风发。线条纤细流畅，构图紧凑有致，青花发色浓淡相宜，山石树木笔法苍润，人物景致栩栩如生，笔触生动。
《金钱记》是元代杂剧家乔吉的戏剧作品，全名《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写诗人韩翃与京兆尹王辅之女柳眉儿恋爱婚姻的故事。因柳眉儿曾以御赐其父的“开元通宝”赠韩，被王府尹发现后，欲吊打韩翃，贺知章传来圣旨，宣韩翃入朝。后经李白奉旨作媒，二人终成夫妻的故事。此器画片为《金钱记》第四回场景，描绘韩翃高中状元后，与贺知章骑马从王家彩楼下经过，柳眉儿的绣球落在身边，韩翃却因前耻，故意不接。本场景为全剧高潮，最富冲突与转折性。
展览：即将参展《浮生百态—十七世纪的中国瓷器 青花人物篇》，2023年
陶瓷之上·意在画中
◎ 李婷婷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先民们巧妙地运用人物、走兽、花鸟、文字等，通过比喻、双关、谐音、象征等手法，来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透过一个个纹饰、图案、符号，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家国情怀和民族性格。瓷器特定的造型固然体现了其本身实用功能的多样性，而丰富的纹饰内容则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系统中承载着人们的民族心理、审美意识、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信息，因而也就具备了多重的文化意义。
明末政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这时的统治者没法再像明代如永乐、宣德等鼎盛时期一样全力关心民间疾苦，转而以放纵享受、求佛问道来逃避现实。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虽然是怠政的行为，却也带动了民间的道教文化发展。清军入主中原，以刀兵征服汉人，却被汉人的文化征服，民间充满道教色彩的器物依旧盛而不衰。在这种动荡的时局下，人心更渴望一种安逸的归宿。
“八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备受人们喜爱的道教神仙之一，其图像形式丰富、影响力较大。八仙的传说始于唐代，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所述的八仙过海的故事流传甚广，同时确定了八仙中的八个人物形象为：李铁拐、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蓝采和、韩湘子和曹国舅。在瓷器纹样中以“八仙”和“八仙拜寿”两种形式最具代表性，且尤为突出。《饮流斋说瓷》中的“说花绘第五”部分记载：“嘉靖八仙捧寿或群仙捧寿等盘，比视龙凤捧寿、海水飞狮捧寿者，尤为可贵。”原因是龙凤可轻易配置，“八仙、群仙则颇费匠心矣”。1这里充分说明了在祝寿题材中，八仙和群仙祝寿图像瓷器虽然制作工艺复杂、绘制更耗时，却相当受欢迎，其价值也更显可贵。
编号133，清康熙青花群仙祝寿图棒槌瓶，描绘的是八仙等众神仙给王母娘娘拜寿时的场景，各仙神态各异，神情生动传神，手持各式法器，神清体健，道骨仙风，此类以王母娘娘为主要人物题材的瓷器，主要用于为女性庆寿。编号139，清康熙青花八仙祝寿故事图花觚，画面中南极仙翁乘骑仙鹤之上，翱翔于空中，岸上八仙各执法器，为其贺寿，此类即适用于为男性贺寿。两件贺寿题材佳作，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有学者认为婴戏纹是对道家哲学内涵的展示。道家所提倡的“天人合一”、“载营魂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2在道家看来,婴孩最是纯真朴实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象征。另外明末清初这个特殊时期，政权更迭变化，战乱不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家家户户无不祈望子嗣昌盛，儿孙安康。故此，童子纹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中国艺术题材，由此更衍生出各式瓜瓞绵延的祝愿，以及寄望儿孙健康颖慧、为人正直且事业有成的吉祥语。
据史料记载，早在魏晋时期，儿童就成为一种专门的题材，出现在绘画当中。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南朝画家顾景秀、江僧宝等曾以儿童为题材作画。到了唐代，儿童作为独立的人物画题材出现，直至宋代，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婴戏题材的绘画作品。婴戏纹这种题材在瓷器上使用最早见于唐代的长沙窑，宋代的磁州窑和景德镇青白瓷上也有所应用。明嘉靖时期婴戏纹最为流行，多以夸张手法描绘，画面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编号121，明崇祯青花张仙送子图笔筒，图中张仙踏云而来，手托婴孩，抬头轻笑，作呈递之姿，一男子在侍卫的簇拥下拱手相迎，殷切期盼，身后随从喜笑颜开。众人怡然欢愉之情溢于言表。编号131明崇祯青花指日高升图筒瓶，画面中见一仕者头戴展脚硬幞，身着官服，手挽笏板，其面前童子以手指向空中圆日，寓意“指日高升”，用童子来指日，也有官职世袭，代代为官之寓意。
另外在明末清初时期，有少部分文人雅士深谙社会黑暗，官场腐败，或怀才不遇，无法实现远大抱负，所以隐居于深山，躬耕于田园，流连于山川河流，沉醉琴棋书画之中，远离朝中仕途，于是便出现了“高士”的人群，这些人为部分人所敬仰，也因此成为了当时瓷器制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如编号105，清康熙青花高士宴饮图铃铛杯；编号110明崇祯青花竹林七贤图大笔筒等所绘纹饰画片都是对文人生活理想、人生情趣的表达，传扬了个性，自由抒发了主体的情感和需求。此类高士图大都以山林湖泊等自然景观为背景，高士们或对酒当歌、或携琴访友、或吟诗作赋，宛然一幅道家天人合一的景象。
加之儒学强调入世，特别在政局或社会危机的时刻，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心怀良知，“仁以为己任”，有着“明道救世”的使命感。因此，提倡读书考取功名的“高士读书图”、“十八学士图”、“指日高升”等，或是根据话本小说版画为题材创作的图案，如“玄宗任贤”、“文王访贤”、“炷送词臣”等在此时瓷器绘画中广为流行，寄托了人们对功成名就、为国效力、平步青云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次拍卖编号110，明崇祯青花竹林七贤图大笔筒；编号124，清康熙青花十八学士图束腰笔筒；编号106，清康熙青花玄宗任贤故事图棒槌瓶；编号138，明崇祯青花文王访贤图筒瓶等即为此类题材之精品力作。
此次拍卖中，编号156，清康熙青花开光山水人物鹤鹿同春图笔筒；及编号122，清康熙青花山水鹤鹿同春图棒槌瓶，两件纹饰同为“鹤鹿同春”纹，以“鹿”取“陆”之音；“鹤”取“合”之音。“春”的寓意则取花卉、松树等。这些形象，组合起来构成“六合同春”的吉祥图案。六合指天地四方（天地和东南西北），亦泛指天下。六合同春便是天下皆春，万物欣欣向荣。编号150，清康熙青花鱼藻纹案缸。在传统文化中，“鱼”与“余”同音，表示富裕，有余；“鲤”与“利”同音，表示吉利；“鳜”与“贵”同音，表示富贵；还有青、白、鲤、鳜四鱼，象征为官者的“清、白、廉、洁”等。“鱼藻纹”的寓意更多地表现出与大众文化的接轨，是一种对美好愿望和理想的追求，表达了人们对自由的憧憬与企盼。
匠役制度的解除，服务于官窑中的优良工匠逐渐转移至民窑中，对于提升民窑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反传统的纹饰出现在民窑器物上。一改传统的讲求对称、布局，且早已程序化的龙凤等主题纹饰，转而出现山水人物、花鸟虫草、版画故事等各种式样。许多违背礼制的现象出现在民窑器物上，明末的寄托款即是鲜明的案例，大量只允许出现于官窑器物上的款识如“成化年制”，“宣德年制”等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民窑的碗盘中。民窑与官窑之间最后的一丝等级界限被切断。
明末清初时期的瓷器之所以魅力无比，逸态横生，不光是它独特的艺术风格、融合各家所长之绘画技巧。而是每一件瓷器都折射了这一时期社会的变迁与审美的改变，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生存状态、生活方式。
瓷器作为日常用品，其装饰纹样的内容与整体艺术风格皆指向同一功利目的追求，即求吉祥，包括祈子延寿、纳福招财和驱邪镶灾等主题；或是对生活理想的表达，追求自由个性情感和需求。而人们将生活情感融入到对自然的观察中，常因动植物的名字谐音或某种特殊习性而将美好寓意赋予它们。这个过程中，也体现了先人的智慧及趋利避害、积极向上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种以纹饰表达吉祥愿望的观念中不间断地传承发展着，并逸出民间而扩展至社会各个阶层，以致影响到之后清雍正、乾隆时期瓷器的纹样绘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