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15世纪西藏风格 合金铜嵌金满錾刻金刚总持像年代：15世纪尺寸：高约24.2cm，宽约16.2cm风格：西藏质地：合金铜、嵌金、嵌宝石来源：德国南部私人收藏，1986年以前入藏参阅：1、Robert Bigler, 2013, Art and Faith at the Crossroads2、Robert Bill, 向红笳译，2007，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鉴赏： 诸佛之尊，三界总集--15世纪西藏风格 合金铜嵌金满錾刻金刚总持像赏析 撰文—谢江 金刚总持是印度梵语（Vajradhara）意译名称，音译“伐折罗陀罗”，其中“伐折罗”（vajra）意为“金刚杵”，“陀罗”（dhara）是执持义，合译就是“持金刚”、“金刚持”，藏语称“多吉羌”。关于其身份和地位根据不同教派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他是本初佛，即最原始的佛陀，是无上圆觉的象征，是多种教义的代表，是宇宙中永恒的存在；一种认为他是报身佛，抑或是法、报、化三身之总集；一种认为他总摄了五方佛的智慧与功德，被称为为“第六金刚持”或“大持金刚”。总的来说，西藏各教派对金刚总持的认知虽各有不同，却依然不妨他成为藏传佛教神格最高的尊神之一。 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噶举派对金刚总持尤为崇奉。噶举派尊金刚总持为本初佛，在表现噶举派题材的唐卡和其他绘画形式中，金刚总持往往被置于上方中央或左上角，体现其最高等级而受到特殊的礼敬；同时噶举派还将金刚总持奉为本派的鼻祖，认为噶举派全部教法皆源于金刚总持。相传印度大成就者帝洛巴在印度索玛普利接受金刚总持口传及灌顶，后由那若巴、玛尔巴、米拉日巴、冈波巴次第相传，最终构成了西藏噶举派的庞大体系。 如同大成就者将印度的古典密教传入西藏一样，西藏的佛教艺术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从接收到消化再到觉醒的过程。自后弘期开始，东北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及我国中原的佛教艺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相继进入卫藏地区，并与本土艺术相融合，逐渐发展出最具辨识度的西藏艺术风格。如果说早期的帕拉和克什米尔艺术给西藏雕塑带来了图像学蓝本，那么尼泊尔和我国中原文化的输入则使得西藏造像从原先的借鉴与模仿开始走向自我创新。13世纪中叶，来自尼国的天才纽瓦尔匠人阿尼哥受八思巴之邀前往后藏督造萨迦寺金塔，后去往北京继续为元宫廷服务，开启了尼泊尔艺术由官方发起自上而下进入西藏的先河；到了明永宣两朝，统治者延续了元代扶植藏传佛教以安抚蒙藏的政策，对西藏的上层僧侣大行封赏，大量制作精美的造像作为皇家赠礼由此进入各大寺庙传世供奉，持续不断的成为西藏工匠们的创作源泉。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藏传佛教在西藏进入繁荣时期，各教派百家争鸣，政治的相对稳定和寺院经济的繁荣为艺术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股全新的艺术流派开始在15世纪的后藏地区涌现。本文所解析的这一尊金刚总持像，汲取尼汉艺术之精华而自成一脉，工艺精良，制作考究，无疑是这一时期最顶尖的艺术成就。 金刚总持头戴五叶法冠，中央冠叶占比最大，其余叶片向两侧依次递减；头部两侧饰扇形冠结，下接u型飘带，与帽冠融为一体，飘逸而自然，整体样式延续同时期尼泊尔马拉王朝的设计，并加以镶嵌各类宝石，此造型可类比一例14世纪马拉王朝早期金刚总持像，除细节处略有不同外，两者宝冠结构基本类似，可看作是本例金刚总持帽冠制式的参考样本（图1）。中央叶片下方饰有支巴扎兽面一尊，同样受纽瓦尔艺术启发。“支巴扎”为藏语音译，梵文为kritimukha，直译“光荣之面”，这一形象源自古印度，多见于神庙门楣顶端，作为护法神以抵御邪恶力量的侵入，之后作为装饰性元素被佛教雕塑所吸收，常见于佛菩萨宝冠、臂钏、腰带等部位。金刚总持面庞丰满圆润，前额宽平，眉心饰长方形白毫，是尼泊尔造像的特有制式；而白毫中心嵌以黄金，则是流行于后藏地区的高等级工艺传统，贵气逼人；五官布局紧凑，双眼微微睁开，上眼睑中部略微下垂，眉目间尽显慈悲；鼻梁挺拔，上下唇饱满，嘴角微微内敛，使得主尊端庄悲悯的神情中略带一丝笑意，生动无比；这样的开脸方式十分特殊，有别于后藏常用的尼泊尔式面相，反而呈现出尼汉艺术交融的特征—尤其是极富肉感的面部曲线，带有明显的汉地风格，表明工匠深谙诸多艺术流派之精髓，并融入自身对美学的理解，极具创造力。耳配法轮型耳铛，并绕有一圈连珠璎珞作为点缀，相似的设计还能在臂钏、手镯、脚环等部位见到，装饰性极强。主尊双手交叉置于胸前结印，左手持铃右手持杵，表示方便与智慧的圆满具足，亦象征世间一切教法之总集。这一手梵语为prajnalinganabhinaya，译作金刚哞迦罗印， 是金刚总持的固有结印方式，也是辨认其身份的关键。造像身体比例刻画精准而写实，胸膛挺拔，腰部收紧，小腹处微微隆起；双脚结全跏趺坐，脚趾分开，趾肚刻画饱满，将细节处的工艺发挥到了极致。莲座样式为深束腰仰覆式莲瓣，上沿饰一圈细密规整的连珠纹，下沿台座垫高，錾刻一周兰扎体梵文，制式罕见。 本件作品特殊之处当属极其浓郁的多风格融合特征，和高度复杂的錾刻工艺。金刚总持肩披飘带，在背部变宽形成坎肩样式，并饰有多道写实的皱褶，叠压关系明确。这一表现手法源自元代中原造像，延续至永宣两朝形成制式化风格，藏族工匠借鉴并保留了这一传统，成为15-16世纪后藏最为流行的刻画方式之一；飘带至肩部向两侧折叠，至手臂一侧开始收窄，缠绕半圈后向两侧延展，极具张力。相似的案例参见印度新德里博物馆一件15世纪金刚总持像（图2），两者头冠均沿用尼泊尔传统，后背、两臂的飘带样式几乎一致，堪称尼汉艺术融合之典范。最令人惊叹的当属本尊造像通体华丽无比的錾刻工艺，充满细节，值得细细品味。 造像身体所有表现衣料的部位均作了细密的錾刻纹饰。纹饰种类包括缠枝、卷草、宝相花、动物、经咒等，各元素之间搭配精巧，布局合理，毫厘之间尽显工匠技艺之娴熟，用刀之老辣。上身飘带繁密规整的刻出各类花卉植物纹样，其间以小点作珍珠地，背部左、右处以如意纹双线钩边留白，内部分饰雌雄双鹿以喻祥瑞；背部中央以同样的手法作盘龙一条，形态古拙有力。这一设计被称为“锦地开光”，开光用作绘制主要纹饰，与锦地形成主次、疏密、虚实的对比变化，使整个装饰更显活泼。此设计源自于宋代中原瓷器的装饰图案，至元明时期发展为宫廷服饰文纹样，后随前文提到的皇家赠礼传入藏地，深受高层人士所青睐。这一纹饰因此被看作高等级图案为藏族工匠加以运用，在15世纪以后的卫藏地区广为流行，是这一时期西藏本土造像艺术最重要的艺术创新。造像背部从左自右依次以梵文兰扎体篆刻“嗡”、“阿”、“吽”三字，穿插于卷草纹之中。此咒乃密续诸咒之源、宇宙之根本法音，象征身、语、意之所依，亦代表法、报、化三身之总集，体现出金刚总持的终极本质。裙裤处依然采用锦地开光的纹样，左右膝及大腿开光部位分别饰以麒麟、凤鸟等纹样，细腻之余不失王者气概。 莲座后背的錾刻纹饰尤其特殊。按照尼泊尔供养传统，莲座背面通常不做莲瓣，留白敷以朱砂，这一传统也能在多数尼藏风格的作品中看到（见图2）。而本尊金刚总持莲座背面却罕见的篆刻卷草纹八吉祥图案。八吉祥图案各自由莲花托起，周围缠绕卷草纹，空隙处打点作珍珠地，分为两部刻于台座上下层；从左至右依次为法轮、吉祥结、妙莲、宝伞、胜利懂、宝瓶、右旋螺、双鱼。八吉祥原为古印度供物，是国王加冕时获赠的礼品，后经西藏传入汉地，成为藏地和元明宫廷艺术中最常见的装饰性元素之一。此套八吉祥纹饰虽由西藏工匠所刻，却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宫廷样式，可参考一例永乐御制八吉祥经书板（图4），刻画方式同为莲花托起吉祥图案结合卷草纹，是此尊造像多种风格相互融合的另一佐证。 参见一例铜鎏金金刚总持像（图3），前者于2016年台北门得扬春拍高价落槌。两者裙裤处采用了几乎一致的錾刻，帽冠、衣纹及台座下方篆刻梵文的处理方式亦十分相似，可见两者关系之密切。根据拍卖行对前者铭文的解读，梵文含义应当为缘起咒，通过对比铭文的书写方式，结合两尊造像的题材及风格，可推测本件金刚总持之铭文极有可能为相同内容，这点有待进一步考证。另见一尊觉囊派祖师笃布巴像（图5），僧袍的刻画同样采用了与本案金刚总持相似的汉式织物风格，底座下沿的梵文铭刻亦如出一辙，艺术性和稀缺性不分伯仲。值得注意的是，此尊祖师像市场表现十分惊艳，曾于2016年四川军庭首届拍卖会690万元人民币售出，后入藏国内著名私人美术馆，可见业界对此类风格的极高追捧。更为难得的是，此尊造像传世数百年依旧保留原装封底，殊圣难求。 15世纪的西藏正值藏民族文化的强势期，本土艺术蓬勃发展，对外来文化的汲取亦毫不吝啬，多种艺术风格的融合造就了本尊金刚总持跨时代的艺术造诣，堪称西藏佛教艺术演化近千年来的里程碑式作品；他是一切永恒教法之总持，是三世诸佛之总身，是技艺、信仰、美学之总集，亦是至圣至美之化现，虔心膜拜，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