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作人1941说明来源：现藏家直接得自于蒋碧薇本人吴作人早期在比利时接受了严格的写实训练，在1940年代时赴西北写生，又受到藏族的绚丽民风和敦煌壁画的重彩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他的人物画风格的形成。而女性肖像则是吴作人非常重要的绘画题材。画家擅于以客观的视点，不加矫饰的用笔直接描绘女性。早在留学时期吴作人就与蒋碧薇有过接触。1933年徐悲鸿夫妇到访比利时，举办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及个人画展，期间二人曾去看望吴作人等留学生。多年来，徐悲鸿、蒋碧薇夫妇与吴作人保持着亦师亦友的融洽关系。1935年，一封徐悲鸿寄来的信，将吴作人召回国。30年代末北平国立艺专和杭州国立艺专因躲避战事而合并，虽然合二为一但两所院校在艺术思想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并在1940年8月引起了一场风波。次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安置受到国立艺专冲击的教员，在重庆设立“美术教育委员会”，张道藩任主任委员，常书鸿任秘书。而徐悲鸿与蒋碧薇于1937年迁居重庆，1938年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办展览，一走就是3年。迁居重庆的蒋碧薇与随民国政府内迁的教育部次长张道藩随后产生了一段情愫。1941年蒋碧薇为避战乱，迁居重庆磁器口，任职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图书馆。此时教育部在凤凰山上四川教育学院的宿舍里成立了“美术教育委员会”，在蒋碧薇、张道藩的积极游走下，美术教育委员会会址也迁入磁器口四川教育学院内。秦宣夫、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吴作人等人均在其中。在那里，他们经常聚会，一起切磋画艺，彼此家庭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幅《蒋碧薇像》便是1941年吴作人为蒋碧薇精心绘制的一幅肖像画，并之后将此画送于蒋本人。但多年之后，蒋将此作误认为是徐悲鸿的作品送给现藏家，才得以使这件吴作人的经典之作重现世人。在此幅《蒋碧薇像》造型写实，人体结构比例准确，色彩鲜艳而和谐，在光源上运用了法国古典主义绘画中普桑式的侧光，从左下侧照射的光线略过桌布、旗袍、椅子、伞，最后散落在远处的树叶上，光线所在之处，塑造出各种物像的不同体量与质地，厚重的红色桌布、光滑的丝绸旗袍和轻柔的丝巾均以不同的笔触描绘，极为生动。主人公蒋碧薇彷佛旧上海月份牌上的时髦女性。画面有着舞台式的布局和戏剧性的光线效果，构图平衡而富于变化。女子一袭优雅的蓝色旗袍，从容自然地立于画面中央，在旗袍的修饰下窈窕、温婉的身姿楚楚动人。右侧的西式座椅、倒地的雨伞、妩媚的卷发和无袖旗袍也都是民国时期最为经典的时尚元素。在色彩构成与画面节奏上，画家进行了精心设计：草木葱郁的室外环境中，女子斜倚在铺着红布的桌前，大块的红色与蓝色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而女子裸露的手臂旁放着一块白色丝巾，又巧妙地调和了红、蓝交织的冲突性，令画面在强对比的色彩关系中又保持了整体的和谐。吴作人以纯正的油画语言表现出蒋碧薇性感、开朗的一面，画中的女子无所顾忌地摆脱了固有的社会观念的束缚，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勇敢地表达出对一个自由的新世界的向往。因此，可以说吴作人女性肖像系列实际上拓展了传统的仕女题材的内容和技巧，以一种全新的观点重塑了新时代的女性形象，这在他的都市女性、藏女、女童系列中均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