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部分著录于，《中俄界约斠注》，上海醉六堂印行，光绪廿年三月。 钤印：屠氏藏书题跋：光绪癸卯年正月。兰陵屠密仲慎氏得于浔溪公学之中文课堂内。注：屠密旧藏。屠密，字仲慎，江苏武进人，曾任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教务主任。共计一册108页。简介：钱恂（1853-1927），字念劬，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曾随薛福成出示英、法、意、比等国。历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考察宪政大臣、出使荷兰大臣、出使意大利大臣，后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时出任湖州军政分府民政长，后为参政院参政、大总统顾问、浙江图书馆馆长等职。帕米尔古称葱岭，位于新疆西部，由天山、昆仑山、喀刺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交汇而成的一片高原。自汉以来，均属中国。1876年沙俄吞并中亚浩罕汗国后，蓄意侵吞帕米尔。1881年(光绪七年)沙俄提出占领帕米尔部分地区要求，为清公使曾纪泽拒绝。后在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竟将帕米尔西北部划入俄境。1888－1889年，沙俄派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潜入帕米尔东部地区窥探后，决定予以占领。遂于1891年7月派兵入侵，清政府提出抗议，沙俄外交副大臣承认“是其错误”。次年，沙俄上校伊鄂诺弗率领1500余人再次入侵，拘禁清政府守卡官兵，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英国对此也垂涎已久，遂照会俄国，指出“还不能证实”帕米尔应属俄国。俄国决定为此与中、英两国进行谈判。清政府令驻俄公使许景澄据理要求俄国撤兵，俄军却赖着不走。中俄谈判年余，毫无结果。与此同时，沙俄与英国却在伦敦进行谈判，非法私分帕米尔。1894年春，中日战争逼近，沙俄乘机向清政府提出在帕米尔维持现状的照会，清政府复照同意，但声明并非承认沙俄所占领土。俄方亦表同意。1895年3月11日俄、英竟私自互换照会，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土地加以瓜分。清政府闻讯，分电许景澄与驻英公使薛福成提出抗议，并坚决声明不予承认。迄今此案仍未解决。此为钱恂代表作《中俄界约斠注》完整文稿，系其清末刊行的该书底稿，为非常少见的钱氏完整著作手稿。此作因中俄帕米尔交涉而编，汇集有清一代自康熙二十八年至光绪十二年中俄双方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期待有裨于中俄边界交涉，是现实指向非常明确的著作，兼具文献史料价值。具体包括《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东界约记》《重勘珲春东界约记》《恰克图条约》《伊犁界约》等一系列中俄界约。稿本有本款，在编排和内容文字上与刊行本有较大出入，如发凡和目录在二版本中位置前后互换，稿本中《天津条约》内容合并在《北京条约》内讲述，而刊行本则分开论述，稿本中附属说明类似尾注而刊行本改为插入正文，以及刊行本完善了文字规范等，可见系此书的早期版本。1892年俄国违约悍然出兵强占帕米尔，沙俄出兵侵占新疆帕米尔地区后，驻俄公使许景澄作为清朝代表与俄国谈判，在此期间，钱恂则奉命前往帕米尔一带查勘边界地形，并参与整理边界地形图。钱恂在接触到了多种中外地图时，以此为契机将这些资料作为参考，撰写出了《中俄界约斠注》。在钱恂看来，中外交涉以俄国为第一强邻，而中俄交涉又以界务为第一要义。可以说，钱恂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初露头脚。许景澄在《致总理衙门总办函》中对钱恂评价颇高：“该员素长考据，近于西人各图说，颇能尽心钩索，萧何得秦图，具知天下扼塞，固不在身历其地也。”后来有众多学者以及驻俄公使许景澄自己在在总结帕米尔交涉问题时也强调：一方面，清政府后期国力不强是许景澄不能解决帕界问题的根本原因。近代国际关系盛行以力制胜，弱国无外交。虽然许景澄坚持按约办事，争取到两国“互不进兵”，但客观上部分利权流失。究其原因，则在于对手依据公理的技法或许与他相当，但依靠强权的实力却远过之。所以，一旦对方超越公理的范围行事，他便一筹莫展，无计于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彼此两不进兵，盖尚为未了之案也。中国内政涣弛，又不致力兵备，致为外人所轻，使事一无可为。”二方面原因：清政府缺乏精确的地图以及对边疆概念模糊，也是许景澄未能最终解决帕界问题的重要因素。“总署初意帕米尔在中国界外，但主自保华境，听英俄之自斗，但不知中国卡伦何年札出。”虽然许景澄在边境谈判之初，就认识到“辩论地界，非图不明”然而即使这样，来自国内的地图总是难如人意，许在交涉了一年多后才接到陶模来自新疆的一幅地图，虽“边隘形势亦颇鲜明”，但“边外迤西，则方向不甚准合”，对于交涉至关重要的“大小帕米尔一带尤有舛误。”许在谈判初期，不仅得不到来自国内的根据和支持，反而频频被总署询问某地在某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只能花费较多的时间查阅他所能找到的西方地图，考证核实。他的考证为他在谈判中提供有力的证据，增强了说服力，但研究地学不仅花费了他大量的心血，而且影响谈判的进展。为清楚地了解帕米尔地形地貌，他和钱恂等一批同僚查阅了大量西方地图，编成《帕米尔图说》和《帕米尔图叙例》，以及钱恂的《中俄界约斠注》。对此，时任总理衙门总办的奕称赞说:“出使大臣许景澄、钱恂等收集英俄法德图说，十余种，详稽博考，订成一图，益为赅备”为后人解决帕界问题留下了诸多借鉴。由此可见，当时清政府时期《中俄界约斠注》、《帕米尔图说》等一批重要勘界文献对于当年解决边界问题以及外交争端的重要性。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历史，虽然略有遗憾，但仍能警示后人。边疆史地之学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发端于清代嘉、道之际。最初，一些传统士大夫怵于“俄患日亟”之情形，遂以研究边事相号召，且尤重西北边疆，由此形成了“西北史地学派”。彼时，相关边疆史地著述如祁韵士的《皇朝藩部要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有意将蒙古、新疆、西藏等历来被视为“荒遐之地”的历史纳入“国史”范畴进行书写，建构了一个“大一统”的知识谱系。这表明，边疆史地之学自生成之初即为一种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经世之学”。迨至19世纪中后期，中国北部、西北与西南边疆的领土多有丧失，划界争端应接不暇。因应时势，一批探讨陆地边界问题的专论先后问世，较有影响力者如钱恂的《中俄界约斠注》、许景澄的《帕米尔图说》与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等著述，大抵具有类似的问题意识，即通过对争议国界的考察，服务于清廷的对外交涉与边界谈判需要。大约同一时期，因东南海疆危机加深，一些传统社会的知识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寄情于海防地理著述的编撰或刊刻，旨在以自身之谋断为国家所采择。毫无疑问，无论是“筹边”的边界论说，还是“筹海”的海防思想阐发，这一时期的知识精英已将自身学术旨趣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希冀藉边疆史地之学以有补于“制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