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页17，图14此盆鼓腹、圈足外侈，造型似渣斗而无敞口。通体罩施钧釉，釉层丰腴匀润，熔融自然，通体呈鲜妍的紫红色，其釉色红如火霁，灿似烟霞，明艳摄人。底足处有五孔，并刻有数位“三”，当属一类钧窑花器。此类器皿底部常刻有数字，从“一”至“十”皆有，一说其为注明器型大小的符号，并可与同尺寸器托相对应。《景德镇陶录》中对此也有记载“均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也。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红若胭脂，朱砂为最，青若葱翠，紫若墨者次之。三者色纯无少变杂者为上。” 虽然《景德镇陶录》对此类器皿的年代推断为宋，但据近年河南禹州钧台窑之考古发掘及文献推论来看，此类花器之年代考据尚存争议，并且更倾向于明代早期，为内府颁样并下发到窑厂烧造而成。据万历《大明会典•工部十四》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如遇缺乏，止行磁州、真定烧造，免派钧州。”可见至少自宣德年间开始，钧州即一直为宫廷烧造各式器皿。且除本品之陈设类器外，钧台窑出土的碗、盘等日用器，器类及造型也和同时期景德镇御窑及枫洞岩龙泉窑十分相似，三处对落选品皆采用了集中打碎填埋的方式处理，间接可证宫廷对三处窑厂之控制方式及管理制度是相同的。而如本品之纯正而明艳的紫红色，也与明代尊火德，尚赤之传统不无关系，《明史•卷六十七•舆服三》载“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从之。”这不仅标志红色于明代为至高无上的颜色，更代表着从礼制方面，皇家对朱红颜色的专有权，明代张应文在《清秘藏》解析称 ：“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其杂色者无足取。”本品之色泽恰恰符合上述主张，呈色纯然妍丽，带来郁郁的古风和摒弃繁缛的妙境，代表了明代钧瓷之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