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欧洲私人收藏，1985年购自巴黎Yvonne Moreau-Gobard 德国纳高2014年12月8日编号334 尊像为铜胎浇铸，朱金施作造成，由主尊及莲台底座二件式组件构成。释尊头顶高肉髻，螺发密集，顶严双珠，分明严整。眉弯眼长，鼻秀唇薄，双目低垂，呈微笑童子相，慈悲和善之态，称为「寂静相」，予人平和安稳之感。双耳垂肩，颈施三道弦纹，身着汉式双肩袈裟，袒露前胸，内着僧祇支，胸襟束带系结，衣纹利落流畅，以精致花纹装饰衣边与袖口，流露出高贵与典雅之气。双手置腹前，施禅定印，入甚深禅悦，正心端坐，结全跏趺坐于莲花座之上，展现出不凡气度。莲座为宽大四层仰覆莲形式，束腰内收，莲瓣饱满秀长，瓣端尖角，微微上翘，极有力度。 本尊造像大部份保留有朱漆，在释尊左袖与下襬衣褶部分可见朱金残迹，余朱漆古铜色泽，营造出富有神秘含蓄的艺术效果。而其顶严双珠形式，是结合宋代以前汉式佛像饰于肉髻和底发间的髻珠，并延续元代梵式佛像的宝珠顶严，置于肉髻顶上的形式。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庋藏元〈黄铜释迦牟尼佛坐像〉（图一），呈微笑童子相，与肉髻高耸如桃形之佛造像风格与本件造像极为相似，可作比对参考。 明代佛像朱金工艺的表现，和明代宫廷文化政策有关。朱金装饰手法在明初已于宫廷中运用，但多以木雕器物为主，此时铜佛为表现出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朝廷喜用「鎏金」工艺技法。明中期后，宫廷又借用漆艺手法于铜胎上，展现出「朱金」的工艺技术，至晚明有取代「鎏金」趋势，铜佛工艺发展也随之产生流变，具华丽装饰意味的「朱金铜佛」契合明中后期的皇家品味。金铜佛像涂朱漆，且施以安金，显露细致优质，富丽典雅的繁复纹饰变化，达到一般鎏金无法尽达的艺术之美。今日所见明代各类金铜像极多，然细审之，有谓彩金者，进而漆金者，再进而鎏金者，及至顶极朱金者。根据佛教艺术专家，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名誉教授林保尧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艺术学系艺术学博士陈俊吉两人于2015年考察走访，在山西纯阳宫见及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朱金施作，如明〈铜毘卢遮那佛像〉（图二），然从局部放大（图三）细观，其铜质及朱金工艺的表现，与本件作品极为类似，皆是明代朱金典型代表之作。 另据〈造像量度经引〉记载：「盖自汉以来。凡欲造佛像者。皆取西来像为模。工行家。祖述相传。此所谓汉式者也（或以谓唐式）。其所谓梵式者。元世祖混一海宇之初。儞波罗（今尼泊尔）国匠人阿尼哥。善为西域梵像。从帝师巴思八来⋯⋯因特设梵像提举司。专董绘画佛像。及土木刻削之工。故其艺绝于古今。遂称为梵像。此则所谓梵式者也。」而明代诸帝除世宗崇奉道教外，多崇奉佛教。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和明代帝王对藏传佛教采取的政策、态度略有不同，明代出现汉藏佛像艺术交融、交替影响的局面。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庋藏元〈黄铜释迦牟尼佛坐像〉（图一）梵式造像的袈裟，薄衣贴体，袒露右肩，覆盖左肩，原为古代印度表示尊敬之礼法。而本件明〈铜释迦牟尼佛坐像〉汉式双肩袈裟，袒露前胸，内着僧祇支，胸襟束带系结，不显露躯体线条，且着重于刻划衣褶的转折起伏，恢复唐宋以来的传统审美。 明代中原铜佛造像以佛像与佛座二部分组成，莲花宝座为四重仰覆莲瓣，规整圆鼓，厚实饱满，瓣端尖挺有力，制造考究，更加衬托出上部佛像的端庄与威严，亦是当时代佛像底座特征。今上海博物馆庋藏明〈佛鎏金铜像〉（图四）及首都博物馆庋藏明〈释迦、多宝二佛并坐象〉（图五），与本件造像同为明代所制，其形制、材质皆极为相似，充分表现出释迦牟尼佛悲悯众生，博大雍容的气度和胸襟。总观本品，体硕高大，形体饱满，比例匀称，表情深沉内省而慈祥，表现手法既写实又超脱，慈祥威仪中近人而不俗，观之令人内心平和沉稳。再从顶严双珠形式、汉式双肩袈裟与佛像、佛座二部分组成等形制可判断，是件极稀见的明代内地造像优秀之作。 Yvonne Moreau-Gobard乃法国最著名的东洋艺术品古董商之一，其历史悠久，囊括以佛像为主的众多中国艺术精品，极具权威，故每逢其收藏品的面世，必将引来藏家竞相追逐。本品作为Yvonne Moreau-Gobard的旧藏珍品，后为深谙中国佛像艺术精髓的资深藏家识中，悉心珍存至今，依旧如此完整雍容，实属难得。 A FINE AND LARGE BRONZE FIGURE OF SAKYAMUNI 16TH CENTURY PROVENANCE: A European private Collection, purchased from Yvonne Moreau-Gobard in Paris in 1985 Nagel Germany, 8 December 2014, lot 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