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推动了藏传佛教艺术与中原文化相融合，这也使景德镇官窑瓷器拥有了更丰富多彩的艺术面貌，工艺水准于乾隆一朝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鼎盛时期。乾隆帝笃信藏传佛教，不惜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命景德镇御窑厂、宫廷造办处制造各种佛教用品，形制上多模仿藏式器物，但材料、制作工艺各不相同，兼具汉藏两种艺术特征，内蕴丰厚，拍品即为其中之一。「贲巴」即藏语「瓶」，梵音为「军持」，也称「奔巴壶」。据《佛学大辞典》介绍：「天竺国王即位时，以奔巴壶盛四大海之水灌于顶而表祝愿，密教效此世法，于其人加行成就。嗣阿犁位时，设坛而行灌顶之式。」在藏传佛教密宗修行仪式中，贲巴壶为灌顶器物。若去掉流嘴，便为「贲巴瓶」，仿自藏族传统的宝瓶样式，是为活佛转世灵童金瓶掣签而用，或在其中插草作为礼佛陈设，故也称为藏草瓶。清代官窑烧制的奔巴壶有两种式样，一种器盖高耸，状若宝塔，始烧于康熙时期。故宫博物院藏有该式康熙斗彩、青花及乾隆青花奔巴壶各一，可资比较，分载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卷一（上），北京，2005年，页200-201，图63；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香港，2000年，页52，图45号；页154，图140。另一种即如本品，造形沿袭西藏金属器，器顶形如平台伞盖状，创烧于乾隆朝，流行于乾隆与嘉庆时期。此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的瓷法器，是依照藏区进贡或宫中留存的金属法器为范本烧制，品种相对有限，以瓷复制，殊为不易。清代中期以后随着王朝的腐败，民族关系遭到破坏，贲巴壶生产逐渐减少，嘉庆以后甚为少见。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铜奔巴壶一件，……传旨：着照交出供噐，俱各画样……呈览，准时俱交舒善做木样带往江西，烧造……磁奔巴壶……，钦此。」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錾花金壶，刊于《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荟萃》，辽宁，1991年，页43；及大英博物馆藏19世纪铜质贲巴壶，均属藏区金属贲巴壶供器，可兹参考。非祭典时，贲巴壶供于佛坛，罩锦衣，参考西藏博物馆藏清金沐浴瓶，刊载于《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上海，2001年，图74。拍品平台伞盖形器顶，阶式颈，圆腹，外撇喇叭形高圈足，龙首吞噬状流弯曲上扬，造型秀美典雅，庙堂仪式感强烈。通体施莹润白釉，以斗彩绘饰图案，腹部饰缠枝莲托八宝纹，口沿、圈足边缘有金色连珠纹，效拟金属器雏本，细致典雅，更添华贵之气，足内白地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成化风格斗彩，饱满妍润，釉上矾红、黄、绿、紫彩，与釉下青花，相互托衬，更兼矾红及金彩装饰，制作考究，光彩辉耀。其造型与纹饰浑然一体，将藏区传统造型与内地制瓷工艺完美的结合，堪为乾隆朝御窑厂烧制之精品，也是汉藏宫廷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乾隆时期的造办处档案有多笔关于拍品同类贲巴壶的烧造及收贮记录：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一日立 《佛堂收磁铁木石各样供器账》：「……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初一日收全德进：……五彩磁奔巴壶一对（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泰东陵供）……；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全德进：……五彩磁奔巴壶一对（紫檀座）（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韶景轩供）……」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九江关监督全德《贡档进单》：「（奴才）全德跪进：……（交佛堂）成窑五彩奔巴壶成对……，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九江关监督全德，进单。」纹饰与拍品近乎相同的斗彩奔巴壶，存世稀少，珍稀非凡，翻阅海内外公私著录，可见2例，一例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见He Li编著，《Chinese Ceramics》，伦敦，1996年，编号162。一例曾售于1992年3月31日于香港佳士得拍卖，编号626号，其流及连珠纹等处有修复。另有两例壶流造形与本品相异，其上未绘制缠枝莲纹样，参考香港苏富比2019年秋拍售出一对斗彩番莲八宝纹贲巴壶，编号3620，及中国嘉德2018年秋拍，编号2317，当时成交价为437万人民币。相类纹样装饰其他色釉者，可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四件原存热河行宫，釉彩各异的瓷贲巴壶，录于《金铜佛教供具特展》，台北，1998年，图95。伦敦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收藏一件绿地粉彩贲巴壶，刊于柯玫瑰，《Chinese Ceramics. Porcelain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伦敦，1986年，图版101。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有一件白地粉彩描金贲巴壶。西藏博物馆藏有一件粉地粉彩八宝纹贲巴壶，著录于《西藏博物馆藏明清瓷器精品》，页130-131。罗桂祥旧藏一例金地粉彩贲巴壶，现藏香港茶具文物馆，载于《清瓷荟萃：香港艺术馆藏清代陶瓷》，香港，1984年，编号68。除用作宫中佛堂的法器外，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的各种瓷质佛教用具，也用于皇帝赏赐西藏、青海等地的宗教领袖和佛教寺院。干、嘉时期，贲巴壶曾作为皇帝出巡时向内地寺庙的进献之物。现泰山岱庙就藏有乾隆帝御赐的五件贲巴壶，清政府也曾将贲巴壶赠予曲阜的孔庙，以示尊敬。清王朝建立后，尊崇藏传佛教中的喇嘛教为国教。喇嘛教也称黄教，它是明代宗喀巴在西藏进行宗教改革后，创立的黄教格鲁派。清太宗将「兴黄安蒙」定为基本国策，为以后历代所恪守。清宫中由于历代帝王尊奉喇嘛教，朝廷还曾设有专门管理藏传佛教活动的机构 「中正殿念经处 」，主管宫内喇嘛念经与办造佛像等事。据《大清会典》记载，每年有喇嘛400余人在宫中各处念经，为皇室消灾免难、祈福延寿。在之后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宫中佛事活动形成固定制度，并载入会典，成为清代典章制度中的重要一项。弘历礼佛虔诚，大举翻修建设京司、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之佛寺庙宇，效仿拉萨布达拉宫，于承德建普陀宗乘庙，雄伟辉煌。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普宁寺佛装像轴」曾一度存于承德外八庙之一普宁寺，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清代宫廷绘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页202，图46。画中郎世宁所绘乾隆皇帝像替代佛像端坐画心，众神环绕，弘历着僧衣，带班智达帽，左手托法轮，右手结说法印，双肩上莲华托慧剑、般若经，皆为文殊菩萨之法器。可见乾隆对藏传佛教的笃信程度。六世班禅在给皇帝的奏书中，曾用佛教用语，热情歌颂了作为文殊菩萨化身的乾隆皇帝，衷心感谢乾隆对藏传佛教的扶植和弘扬，字里行间表达了对皇帝的美好祝愿。程金城在《中国陶瓷艺术论》所说：「明清官窑瓷器的文化一般反映出统治者祈望『天下太平』的世界和『富寿康宁』的人生境界， 而采取的形式则是造型上的新奇巧制，纹饰上的华美繁盛。而藏蒙文化因多以藏传佛教的形式表现在瓷器上，因此多表现出『吉祥如意』的意味，采取的形式是细腻规矩，繁盛不拘。两种文化交织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内容反映吉祥无边，形式繁琐的文化境界。藏传佛教对明清瓷器的影响，对清代瓷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清代瓷器的制瓷风格由简洁疏朗，向繁盛华美转变，从而刺激了制瓷工艺走向一个又一个高峰。」①拍品此类贲巴壶瓷器是藏文化与内地工艺文化融合而结出的硕果，虽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装饰精巧秀雅，胎釉精润，制作考究，与藏传佛教器物雄浑豪放的气质相去甚远，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中国艺术宝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汉藏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