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大明万历年御用监造九成色金重二十九两一钱”款 来源：1.法国重要藏家收藏2.香港苏富比秋拍2010年10月8日，lot2612金银器从其开始出现，即主要是社会上层。特别是宫廷和皇族享用的高档物品，是其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同时，又作为一种特殊工艺，金银器的雕饰与加工，既与上流时尚的引导和渗透，及金银器固有的精美，使其在民间也深受喜爱和珍藏，其生动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体现了能工巧匠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明代是金银器空前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因为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衹允许宫廷皇室、亲王贵族大量使用金银器，并专门设立银作局监管。集中全国各地能工巧匠，更番赴京输作，使手工艺特别是金银制作出现繁荣发达的局面。许多制金工艺高手，融合南北技艺，制造出精美绝伦，华彩耀眼的金银艺术品。而各地亲王和异姓王公贵族所用金银器，也多出自输作制度下宫廷制作。此件金胎累丝执壶用料高贵奢华，工艺精致繁缛，执壶底托戳刻“大明万历年御用监造九成色金二十九两一钱”款，乃明代佳器的极致。中国的御制器物，以金胎盛器最为稀罕，且查阅公私收藏，尚无与本品全然相似者。在制作工艺上尽显华美，采用了锤打、焊接、雕镂、錾刻、掐丝、盘丝、累丝等技法，从装饰风格上看，又点缀以红、蓝宝石，从而使此执壶体现出宫廷金银艺术所特有的富丽华贵。整器无论造型工艺抑或纹饰镶嵌，皆具有显著的明代御制金属器物之风格。中国艺术品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文明的缩影。以宫廷文化、皇家文化而言，是上层的、主流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富丽堂皇部分，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的结晶，流传的遗物是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又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物，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是我国文化艺术的沈淀，是能工巧匠智慧的表现。明代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中外经济贸易的交流，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为工艺美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的金银器精美绝伦，自古以来在世界享有盛誉，以金银为质材制作生活用具，历史悠久，早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黄金。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是现知我国最早的黄金器皿之一。因为金银是自然世界中的稀有金属，历经千年沧桑，仍流光溢彩，金银代表统治阶级的尊荣，是永恒民族精神不朽的表现，是财富的象征，金银器则是经过熔炼和铸刻而成的艺术化了的文化载体，是古今人们收藏宝物的对象。金银器皿在明代以筵席用器为主，其中皇室所用之金质器皿，可见礼书所举“供用器皿”中的金银器。明代为了满足庞大的统治集团的生活需要，宫廷生活中承办宴欢的酒为祝乐方式，故制作各种精美的酒具以满足生活需要成为当时之风。是宫廷金银工匠仿的任务首选。故在明代宫廷中陆续设置了管理内廷文物和为宫廷服务的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十二监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等，其中御用监专职造办宫廷生活用器。设掌印太监一名，里外监把总二名等。宫廷的需用一切方方面面，由御用监造办，工匠来自全国各地能工巧匠，以江浙一带居多，这种做法延用到清代设造办处。执壶是盛装液体的容器，多为酒器，唐宋时称《注子》，元明时称为《执壶》。此件大明万历《金胎累丝錾云龙纹嵌宝石执壶》，通高28.5里面，直径11里面，重达1138克。壶撇口，细颈，垂腹，圆足，弯长流，曲柄，带盖。此壶造型修长，壶撇口下一周壶通体以刻花草纹做存底和款托，以花蕊瓣为饰，上錾嵌红蓝宝石散布壶周身，壶前后的錾崭刻和金累丝细密擦丝工艺浮雕行龙赶火珠及海水江涯灵芝云纹图，图纹富如堆雕的浮雕，纹饰密布充满可视心形开光的范围内，龙体恰好构成开光的主题，加上心形边周錾红蓝宝石，十分引人注目，构成豪华又显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突出祥云及腾龙，以龙作为代表皇帝高贵的化身，龙体回旋飘逸自如，好似遨游在宽广无限的太空，显示图纹的动态。壶流安置颇有匠心，弯长流，为了便于筛柱，流口略向外伸展，下端略有膨大，似龙首形附栖在器腹上。流上下散布花蕊上錾嵌红蓝宝石，流上端高度与壶口齐平，与曲柄相均衡对称，使曲柄的高度与流壶口齐平，柄曲折有致，极富韵律与壶身形成曲线优美，柄上下錾嵌红蓝宝石，使壶腹，流，柄，盖成为统一的装饰效果。盖成履盒状上嵌红蓝宝石装饰，托起盖钮上的花朵状红宝石剔透色纯，盖上与曲柄上遍布圆环细长金炼索相连。圆足满饰海藻纹，显生动稳重上下呼应。执壶刻有“大明万历年御用监造九成色金重二十九两一钱”款。此金执壶是年代万历皇帝御用的酒具，由宫廷金银作坊中的巧匠精心设计制作，创作设计构思巧妙，造型纤细秀丽，在黄金上錾嵌红蓝宝石色彩丰富，光彩夺目的装饰效果都能很好的与宫廷的崇高地位相协调，同时也着重表达了高贵和吉祥的寓意，更能代表明代万历年的金银器制作的高超水平，执壶的来源收藏有序，是稀少的有很高收藏价值的宫廷文物。——引自张淑芬《金累丝錾云龙纹嵌宝石执壶》此件金胎累丝执壶用料高贵奢华，工艺精致繁缛，执壶底托戳刻“大明万历年御用监造九成色金二十九两一钱”款，乃明代佳器的极致。中国的御制器物，以金胎盛器最为稀罕，且查阅公私收藏，尚无与本品全然相似者。在制作工艺上尽显华美，采用了锤打、焊接、雕镂、錾刻、掐丝、盘丝、累丝等技法，从装饰风格上看，又点缀以红、蓝宝石，从而使此执壶体现出宫廷金银艺术所特有的富丽华贵。整器无论造型工艺抑或纹饰镶嵌，皆具有显著的明代御制金属器物之风格。世称明朝历主，奢靡者众，但见傅世御制，数量虽少，仍以瓷、漆、掐珐琅器为大宗。材质稍逊，唯工艺卓尔不凡，多为后宫使用，或赏赐宫外臣民。御制金属器，特别是金器，则为身份象徽，属皇帝及亲信专用。嵌宝石五爪盘龙金胎盛具，应是帝王专属，即使御前左右也不得僭越使用。明朝肇建，御作监督甚严，金器由多个大内机构精制巧造，设计独特，鲜有相同。执壶、爵、托上嵌宝石，装饰入微，延续明初之风。器底分别戳刻「御用监」和[银作局」款。御用监乃大明内宫督造御用品的机构，由宦官执掌；银作局则为皇帝后宫管制金银器饰的机构。Eumorfopoulos 收藏金器·包括执壶（图一）、洗、三足盖炉、小盖罐及数件配饰，全金胎堑五爪云龙，嵌饰宝石，疑为明宣德帝之器，可资比对。明朝皇帝及太子墓曾出土成套金胎盛具，包括执壶酒爵。唯至今考古发掘的明朝帝陵，只有定陵一墓。定陵乃明万历帝陵墓，建于 1585 至 1590 年间，出土最多明朝金胎珍品。随葬品中有金银器逾五百件，其中不足三十为金银盛具或镶金银器皿（如配合玉盌使用的金盖金托）。定陵出土金盛具，同为明朝宫廷宦官监造虽稍异于拍品，但成套金爵金托（图二）。定陵出土器物中，相关例子还包括御用监造带柄盖罐，以及银作局制于隆庆年间（1570）的纍丝金盒、万历年间（1597）的大盘、制于辛丑年（1601）的御用小盌。拍品底部戳印器用[九成色金]，定陵出土盛具有刻[八成五]、[八成]、或[六成」色金，而金爵金托上则刻[足色金」。众明朝太子墓，或丰或俭，但几无金胎盛具出土。其中最为奢华的可算是梁庄王墓，不计丝织品，出土随葬品已逾五千，规模远超一般太子墓，丰豪媲美定陵。梁王朱瞻垍，洪熙皇帝第九子，正统六年（1441）逝世，葬于湖北省锺祥市。墓中出土金器二百，只四件为金胎盛具：包括两执壶、一洗和一盌。另有金匙、勺、筷、盖（或配合瓷质高足杯使用）、以及银托金银爵。其中一出土执壶戳印银作局洪熙元年款。梁庄王墓出土金胎盛器纹饰较为简约，舆同墓出金胎纍丝嵌宝石佩饰等瑰丽的随葬品，或宣德万历年制奢靡的金银器，形成强烈的对比。北京一带皇室陵墓也出土多件重要的金胎盛器，但未见饰五爪龙纹器。万通（1439-1482），成化皇帝宠姬万贵妃之弟，其墓出土金胎嵌宝石四爪纹执壶（图三），富丽堂皇，现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同馆成化年制金执壶，器呈琵琶形，一器光素无纹，一器戳印带翅云龙，嵌镶宝石，两壶均出自同一皇室陵墓，墓主人不祥。明朝某妃子墓也出土金器皿。该名妃子逝于明末天启年间，随葬品包括相传之物，有宣德九年（1434）制金胎錾云凤纹尊、以及两件弘治元年（1488）制金器。明妃用器史逾百年，足见明室对先朝之尊及古物之爱。现拍执壶巧饰纍丝，卓绝瑰玮，难觅伦比。纍丝技艺史溯上古，多用于金银饰品，少见于盛具器皿。万历定陵出土戳刻腾龙，其中一双饰于翼善冠上（图四），另有一双原饰于乌纱翼善冠上，出土时已松脱，刻龙工艺舆纍丝拍品虽略有不同，仍可作比。定陵出土金爵金托（图二）与现拍品同样嵌镶宝石，器形设计相近，唯前者以錾刻工艺缀山绘龙。定陵随葬品中另有金胎錾龙纹托，配以玉质酒爵，尚雅华绮。我们对古代礼器和内廷日常用器或所知甚微，这些皇室陵墓出土的金器却是窥探明代禁宫生活的秘道。明室陵墓出土日常用器包括盛酒用执壶，盌，食具如筷、匙和漏勺。明朝祭礼则多以仿古青铜爵托、或连盖舆托高足杯作供。体积较大的水器或配合大壶用于沐浴，祭礼或用实用兼可。古代金银器皿极为稀罕，有人以为这是后世熔融再铸之过。此说用于私藏尚算有理，然而清宫富裕，尊祖博古，延明之风，甚至仿制明代金器，熔先朝器物之说略欠妥适。香港苏富比 2008 年 4 月 11 日拍出之清乾隆仿明金执壶（编号 2305）（图五），体型略小，嵌镶宝石，上饰纍丝，《乾隆年制》款，原属 Carl Kempe 博士旧藏，可为一证。1．《定陵掇英》，北京 1989 年。2．2004 年石家庄出版、《中国金银玻璃珠耶器全集·第三卷金银器（三）》、页247（执壶）。3. Craig Clunas（The Other Ming Tombs:Kings and Their Burials in Ming China〉、《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卷 70、2005-6 年、页 1-16。4.〈湖北鍾祥明代梁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 5 期、页4-23；梁柱主编、《梁庄王墓（全二册）》北京 2007 年。5.详见首都博物馆网站：www.capitalmuseum.org.cn。6.《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金银器卷》、北京 2004 年、图版 82、84 及 85。7.出处同上、图版 48、49 及 50。8.《定陵掇英》、北京 1989 年、图版 111-113。9.出处同上、图版 93——引自苏富比特邀国际专家 康蕊君《明万历御制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