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瑜伽师地论，卷第一百。鉴藏印：松雪斋图书印、元汴、■斋、赵氏子昂、顾子山秘箧印、史记第一世家、宣文阁鉴书画、仲穆、名晋审定、名馨鉴赏引首：正见圆满。唐人写经瑜伽师地论，敬钦经文原句四字，拈以署首。佛历二五五二年，信士吴平敬署。钤印：吴平堪白之印、康且寿。《瑜伽师地论》（梵文：Yogācāra-bhūmi-āstra），又称《瑜伽论》、《十七地论》，为大乘佛教瑜伽行唯识学派及中国法相宗的根本论书，亦是玄奘西行所取的重要经典。瑜伽师地，意即瑜伽师修行所要经历的境界（十七地），故亦称《十七地论》。玄奘回国后，将该论译为汉文，计100卷。相传为弥勒菩萨口述，无著记录。汉传佛教以此经为弥勒所造慈氏五经之一，藏传佛教传统上认定此论的作者为无著。弥勒，唯识宗的初祖，其生平事迹大小乘经典记载颇多。在《上生兜率天经》称弥勒诞生于波罗捺国却波利村婆婆利大婆罗门家，《华严经、八法界品》以弥勒为善财童子所参的第五十二位善知识。大小乘经典共同认为，弥勒将来继承释迦在娑婆世界成佛，现居兜内院，为一生补处菩萨。弥勒，乃梵言梅咀利耶的讹译。梵言梅咀利耶，此翻慈氏，婆罗门十八姓之一。弥勒说《瑜伽师地论》的过程，依《无著传》记载：无著因不满于所证的小乘空观，入定上升兜率，从弥勒处学习大乘空观，终于大悟，冰释多年的疑窦。此后无著决心宏扬大乘，为了取信于人，又请弥勒下降于印度阿逾陀国，演说《瑜伽师地论》，每夜开讲，连续四个月。在讲说时，唯无著可以见到菩萨，他人只能听到声音。由于弥勒的亲自演说，瑜伽思想在印度便很快地流传开了。《瑜伽师地论》是玄奘法师（600-664）西行取经的最大原因，据载翻译时期为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至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地点为东都弘福寺翻经院。就《瑜伽师地论一百卷》体系而言，其中一至三卷、四十至四十一卷、三十五至五十四卷部分均于北凉、南朝时期已有传入及译本，而后纳入百卷本。1900年，随着敦煌藏经洞的现世，秘藏千年的中国古文献库被打开，一大批写经卷流散海外，直至1910年，清朝学部才将劫余部分运抵北京。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经，时间跨度上起两晋，下至宋元，恰恰填补了我国古代写本时期的历史空白，而今天学界对中高古时期的研究，着眼点则大多停留在刻本时代，言必称“版本”，唯以“宋版”称贵，进而求古文化，实则是一种舍近求远。此次朵云轩秋拍有幸征得一卷北宋时期的写本《瑜伽师地论卷第一百》，恰是尾卷，手卷重装。前有吴平（堪白）题引首，取经文中“正见圆满”四字，署为“唐人写经”。吴平，吴克刚（弘一弟子）子，工诗文书画，尤精山水。早年拜邓散木为师，学习书法、篆刻。1949年移居台湾，从雁高轩高氏游，专攻花鸟，供职台北故宫博物院。关于写经的断代问题，在民国以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原因主要在于唐宋写本的稀缺性，可对比的资料非常欠缺，所以将宋人写经认作唐人写经的案例屡见不鲜。自敦煌藏经面世后，晋、唐、五代、宋各朝写经分辨方始明确。写本佛典，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风格特点。南北朝写经一般字体还保持了比较浓的隶书风格，越晚隶书的特点越少。早期的抄经纸张略厚，帘纹亦疏，一般未经染潢。字体方面，早期经卷中出现的俗体字、异体字极多，往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写经，俗写字体又不同。唐代前后近三百年，时间跨度长，地域辽阔，各地的写经呈现出许多不同的风格，就敦煌遗书看，标准写经用的字体比较清秀圆润，唐代时期称为官楷，意即官方认定通行的楷体。唐时期写经用纸比较均匀，韧性也好，纸的帘纹甚至难以观察到。而朝廷颁赐的经典，更是纸质细腻，表面如涂蜡一般。至五代宋初，写经用纸以粗厚为主，显示出加工工艺的粗放，许多抄经书法也较草率。书写字体一般宽大丰满，颇近宋代写经，如《金粟山大藏经》的风格。《金粟山大藏经》是北宋时代由海盐县金粟寺广惠禅院发起组织的一部写本大藏，这部经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写经用纸。金粟山藏经纸质厚实且坚韧，纸上表面砑光，并经过染潢，透出一种别样的古朴、庄重，纸背钤有红印楷书“金粟山藏经纸”六字。《金粟山大藏经》为卷轴装，朱丝栏，每纸长约60厘米，上下宽约24厘米。版式为每纸30行，行17字，卷端首题“海盐县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下有千字文号，并有抄经用纸数，如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件《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在卷首处写“海盐县金粟山广惠禅院转轮大藏，漆，八纸”。这种版式的写本藏经，大概于五代宋初之际，吴越地区比较普及，对以后福州、吴越等地区的刻本大藏经影响较大。朵云这件《瑜伽师地论》第一百卷，与《金粟山大藏经》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首先是版式，卷首题“瑜伽师地论卷第一百，计十三纸”，每纸30行，行17字，朱丝栏。13纸拼接而成，每纸长60厘米，宽29厘米。所用为硬黄纸，质地细密，呈深黄色，表面砑光，经过染潢，纸间麻料清晰可见，均匀而有韧性。惜未见清晰的“金粟山藏经纸”印戳，但如果细心观察每纸的纸心，我们仍然能够隐约的看到红色椭圆印记的纸戳，如一纸中“者利”二字处、二纸中“调伏”处、三纸中“如实了”处、四纸中“别释言”处、六纸中“可得观”处、七纸中“远巳”处、九纸中“及所引”处、十纸中“故或”处皆有。基于此，我们专程到上海图书馆做了一次实物对比，借阅了该单位的馆藏金粟山藏经《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我们意外的发现，此卷与《金粟山大藏经》的雷同处不只限于版式，在书写字体上也存在高度的统一性，二者字体皆做肥体端楷，字大如钱，墨色漆黑发亮，给人浓厚的肃穆庄严之感，书风敦厚质朴，正是书中所称的北宋“僧院体”典型。而关于印戳模糊的问题，在查阅了李际宁先生编著的《佛经版本》一书后也得到了解释，由于是钤于纸背，正面印记显露模糊并非稀奇，在公藏件中常能找到实证案例。据上述资料显示，这一经卷几乎都符合《金粟山大藏经》的特征，唯独一点，卷首的题字有别，凡是《金粟山大藏经》系统的题首都会有“海盐县金粟山”的字样，而此卷并没有，但这也未必就能断定它不是《金粟山大藏经》，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在题名和正文中间存在一个接纸的痕迹，上有一长方形骑缝大印，类似于一种清代纸号的印记，但模糊不辨，有兴趣者可继续研究。在首尾处我们还看到一些历代的大家藏印，其中包括元代的赵孟頫父子藏印、官方的“宣文阁”藏印，明代的项元汴藏印等，这些印难免显得有些突兀不合语境，结合前面接纸疑问，两方叠加我们大概理出来一个猜测，这或许是前人为谋利而进行的一次作伪尝试，前段很有可能经过切割处理，而处理掉的部分正能确定经卷的出处和年代。那么如此珍贵的经卷又为什么要去作伪呢，这大概与旧时的古玩行当认知有关，年代远的价值自然胜过年代近的，唐的自然胜过宋的。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如前文所述，唐宋经文在民国以前非常稀少，根本不具备对比研究的条件，所以关于版本的珍稀问题是无从比较的，只能通关年代的感官感受评价珍稀昂贵程度。而回到今天我们再去看这个问题，可能结论是两样的，在对比资料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发现，北宋因处在写、刻时代的转折期，实际存世的宋代写本反而比唐代更加稀少，更具历史价值。那么，据此，这卷《瑜伽师地论卷第一百》虽仍然有不能确凿之处，但我们可知也同样有两点：一、这卷经卷确为北宋写经，大概率上会属于《金粟山大藏经》，即便不是，也应为吴越地区同时期的写经；二、这卷经卷虽本有人意欲托名“唐人写经”，但其价值实过之。另，此卷曾经清末藏书大家、过云楼主人顾文彬鉴藏，钤有“顾子山秘箧印”，在顾文彬的藏品中不乏北宋写经，如《中阿含经音释》，即为金粟山大藏本。金粟山藏经流传稀少，据统计，现存不足三十卷。近三十年来，见于海内外拍场者寥若晨星，即便是同时期其他寺院的藏经也几乎看不到。此卷《瑜伽师地论卷第一百》，保存完整，达十三纸之多，其罕见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