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品腹部五彩通景绘《东汉秘史》第二十九回“创业兴王遍事贤 明贤一举妖人破”之“马援挝打聚兽牌”故事：战场中心骑兽者为王莽麾下大将巨无霸，其手中持盾名曰“聚兽牌”，敲动聚兽牌即可驱使虎豹犀象助阵。画面下方骑马战斗者为刘秀一方大将曰马援，其身后正飞出硬铁飞锸。“无霸奋怒，抡刀直取，二人交战十合，马援诈败，无霸迫近，又战三合，马援败走，引至西山下。旌旗展处，坡后伏兵并起，金鼓齐鸣，喊声叫杀。姚期、贾复二人西边夹攻，无霸困于垓心，不能冲出。姚期叫曰：“怪颜妖贼，早下受降，免遭擒斩！”无霸大怒，横刀再战。姚期、贾复、马援三人夹攻，无霸抵敌不住，拿起聚兽牌，正欲敲动，被马援略起飞锸，大喝一声，锸中牌响，碎作飞散。”整幅画面阵容宏大，故事突出，人物描绘细腻，釉彩保存堪称完美，不失为熙朝五彩无上佳品。
五彩又名“古彩”、“硬彩”，是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上用红、深绿、浅绿、黄、蓝、紫、黑等色彩绘图案纹饰，最后入窑经780℃—860℃二次烧成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从艺术角度来看，五彩线条流畅有力，色彩晶莹剔透，画面层次较少，色彩边界分明，有着强烈的色调对比及刚劲有利的形象概括，和粉彩艺术相比给人以“硬”的视觉感受。著名陶瓷美术家张志安教授说五彩是“美在大红大绿，妙于古色古香”。康熙五彩继承了明五彩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清康熙时期发明了釉上蓝彩，使釉上五彩取代了青花五彩，是五彩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变化。康熙五彩是明清时期釉上彩的最典型的装饰形式，代表了五彩瓷的最高成就，具有鲜明的年代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诚如《匋雅》所评“康熙彩之颜料，因非后世所常有。论其画手高妙，不但官窑器皿，髣髴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入化，波澜老成。”
晚明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尤其是万历时期张居正改革时施行了“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赋役折银适应和促进了明朝中期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徭役折银，使得农民可自由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创造条件。故而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又带动了城市工商业发展繁荣，各行各业采用新技术带动了手工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生活的日渐繁荣又带动了社会的文化需求，晚明时期小说、戏曲作品大量出版，为迎合读者的需求，这些小说、戏曲作品纷纷创作各种高质量的配图以提高销量，这就为版画插图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孔六庆先生在《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史》一书中即指出：“版画视觉的黑白之硬对于古彩有直接的参考作用；版画的具体画法，对于古彩有直接的借鉴作用；版画的故事题材往往也是古彩创作题材的取向”。康熙时期为迎合市场发展的需求，景德镇应时而动，出现了大量人物故事类装饰题材的瓷器，版画中的“刀马人”题材顺理成章地应用到陶瓷装饰上。一方面的原因是徽派版画的迅速发展，同行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而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徽州与景德镇毗邻，许多刻制版画的工匠们流向景德镇从事陶瓷绘画，版画上的图案自然而然就被转移到陶瓷绘画上，这也是康熙五彩彩铁线描的艺术特征形成的原因；另一方面来讲，艺术是相通的，当时诸如《三国演义》、《西厢记》、《封神演义》等当时最为流行的小说、版画及戏曲故事等，深受时人喜爱，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丰富瓷器装饰类型和题材，陶瓷绘画装饰也要博采众长，汲取各种艺术特色来发展陶瓷工艺。可以这么说，康熙时期人物故事图瓷器的流行与与当时戏曲小说的盛行和版画刻印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刀马人物”瓷器是康熙五彩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刀马人”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装饰图案，在竹木雕刻、瓷器、古建筑中均可见到。《陶雅》便有记载：“成化、万历五彩皆画戏剧之习战斗者，洋商所谓刀马人者也，牛鬼蛇神，又似宋代画法一一有故实可皆”，可见“刀马人”图案早在明代就已流行。“刀马人”是以文学作品为蓝本，并出现刀、马、人三者为主题的战争题材，所描绘的画面大多气势恢宏，画面中两军酣战、人马奔腾、热烈紧张的战争场面，精彩夸张的人物动作，并有着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间艺术特色。一种艺术的流行除了受到经济文化的影响，政治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康熙皇帝提倡尚武骑射，并注重以“不忘江山来之不易，不可好务享乐太平”的训导来告诫子孙要时刻居安思危，充分体现了政治与艺术文化的深度共融。
棒槌瓶为康熙朝新创瓶式，因形似棒槌而得名，其腹部画面广阔，最宜瓷画，故流行一时。本件拍品器身以五彩为饰，为红、深绿、浅绿、黄、蓝、紫、黑七色，以黑彩勾勒轮廓，线条流畅生动，矾红纹饰则于浓妍华丽中显端庄稳重之质，细观之，其矾红颗粒饱满且富质感，是为康熙朝矾红所特有，正所谓“五彩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