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 香港苏富比 1993年4月27日 Lot.208 香港佳士得 2000年秋季拍卖会 绝妙色彩张宗宪珍藏专场 Lot.831 北京翰海2004年秋拍《瓷器专场》 Lot.2668号 参考： 北京翰海2009春季拍卖会 古董珍玩 Lot.2325 香港苏富比2005秋季拍卖会 臻美珍瓷-亚洲私人家族匮藏专场 Lot.207 参阅： 《故宫珍藏康雍干瓷器图录》图版68 雍正木纹秞墨彩山水纹笔筒； 《世界陶磁全集15册》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东京，1983，图版197 《明清瓷器鉴定》耿宝昌，香港，1993，图版433 《胡惠春先生王华云女士捐赠瓷器精品选》，上海博物馆，1989，编号50 《暂得楼清代官窑单色釉瓷器》 P 274 雍正仿木釉墨彩五彩山水人物笔筒 笔筒是为文房雅器之一，中空以纳笔，是其最初也是延续至今的特质。“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发端甚早的中华文明，最自觉的将历史的经验加以勤奋的传承。文化，不可逆转的囊括了一切它所触及的物质世界。书典必有刀笔，笔从人而行走撂握，久而久之，不便贮存携带，便有笔盒容纳，书案之上，则有笔筒承之。 笔筒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镂孔是为便于取笔。由此可知，两汉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三国时期的吴国文人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中写道：“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且不细查其外貌，仅笔筒一词，便有史可查的绵延了二千于年。宋无名氏《致虚杂俎》载：“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然竹木易腐，无论是两汉，亦或是文物昌隆之唐宋，笔筒存世者皆寥寥可望。近至明代，各类传世器逐渐增多，蔚为大观，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一语道出了笔筒容毫纳笔的精神内核。明屠隆《文具雅编》载：“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又明文震亨《长物志》云：“笔筒，湘竹，栟榈者佳”，以上文献频出于明，即是证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竹、木、瓷、漆、玉、铜、象牙、紫砂等质地品类的笔筒，已经彻底的作为一种可以欣赏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之一，无时不刻的出现在文房陈列之中。 瓷质笔筒从目前的考古实物中看，最早之实物现于宋代：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记载“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宋代笔筒口径较小，传世不多” 。另据明代文献《天水冰山录》载，查抄权相严嵩家产之清单上，赫然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故此推断，瓷质笔筒最早可追溯至两宋时期，而这与宋代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氛围和高超的治瓷水准相吻合。而瓷质笔筒的再次勃兴，始于明代，盛行于清，并伴随有清一代高度发达的陶瓷制作水平而臻于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