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1.皇史宬印谱，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第55页2.乾隆朝玺印谱《光涵星斗》，现藏于巴黎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考编号BG31149，由GeneralFrey于1911年赠予吉美博物馆，并由MarieCatherineRey刊于吉美博物馆展览目录。3.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宝䉤》，乾隆一册「三希堂」篆字阳文印文：「三希堂」篆字阳文来源：1.英国私人旧藏2.伦敦邦瀚斯，2012年5月17日，lot58玺始出于周，到了周朝才有玺和印之分，皇帝用的印叫玺，而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史记·秦始皇本纪》言：“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玉玺。”李商隐《隋宫》诗：“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故而有：“宝玺者何？天子所佩曰玺，臣下所佩曰印。无玺书则王言无以达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此秦汉以来之事也”之说。清代以来，皇帝宝玺种类繁多，包罗极广，单就印文所显示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爵位姓名年号玺、宫殿玺、鉴藏玺、嘉言诗词玺等。这些宝玺尽管种类不同，显示出自身不同的特质，但在反映皇帝的思想、意趣方面的价值却有共通之处，其中以清高宗乾隆皇帝最为突出。清高宗乾隆皇帝名弘历，爱新觉罗氏。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年）八月十三日生于雍亲王府。清世宗雍正皇帝第四子，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弘历自小受祖父康熙皇帝的钟爱，养之宫中。雍正元年（1723年），世宗即密建其为皇储，雍正十一年（1733年）封为和硕宝亲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位，年号乾隆。作为清朝入关以后的第四代皇帝，乾隆皇帝是在长达六十余年卓有成效的统治期间创造了清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同时也使他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而名垂史册。乾隆帝儒雅风流，一生著文吟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乾隆帝对于古代艺术品的整理尤为重视，在位期间，钦定、编纂、刊刻了大量有关古代文化艺术品的著录书目，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砚谱》等。凡是被著录书目收入的作品，特别是绘画、法书，都要钤盖相应书籍的印章，如“秘殿珠林”、“天禄琳琅”、“石渠宝鉴”、“宝笈重编”、“石渠继鉴”、“珠林继鉴”、“天禄继鉴”、“珠林重定”等，作为皇官收藏的凭证。乾隆盛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同样在其御用玺印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乾隆皇帝的御用玺印数量巨大，用材多样，再加之乾隆皇帝对御用玺印制作的重视和参与，使得其御用玺印呈现出强烈的时代和个人特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时期宫廷典制和艺术水平，是研究乾隆皇帝本人思想及文化生活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乾隆时期的皇帝御用玺印，具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特点。据《乾隆宝薮》及现藏实物来粗略估计，乾隆帝一生所刻制的玺印数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多达一千八百余方，令人深深折服（所谓“宝薮”，即皇帝御用玺印的印谱，是将皇帝御用玺印收集钤盖，装订成册，以流传后世。在清代以前并无“宝薮”之名，也末见有将皇帝玺印制作印谱的记载。“宝薮”一词应是乾隆皇帝的发明，《宝薮》的制作也应发轫於乾隆时期），如此方御制碧玉「三希堂」葫芦形宝玺即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例。此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乾隆宝薮》、巴黎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乾隆朝玺印谱《光涵星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中有明确拓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体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印谱中的记载相合。宝玺以整料青玉雕制，体积较大，玉质细密温润，色泽饱满深邃，宝光盈盈。印面呈葫芦形，以阳文篆刻「三希堂」三字，运刀硬朗遒劲，颇见厚实稳健之气象，笔势舒畅，圆转流丽，独有一番古拙苍劲的金石韵味，布局严谨，寓意福禄，尽合乾隆之风。反面印钮上圆雕三只大小不一的螭龙，螭龙身躯盘旋，龙首微昂刻划细致，圆目方吻，张嘴露齿，踞于印上，形象逼真，活灵活现，线条硬朗有力，刀法运用灵活，技艺极为精湛；背脊凹凸分明，躯干遒劲，气势雄伟有神，立体感极强，予人威严大气、稳重肃穆之感。整体雕工精美，融合圆雕、浅浮雕、高浮雕等诸多琢玉技法于一身，彰显乾隆年间精湛独特艺术风格。《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有：“于是蛟龙赤螭”，颜师古注：“文颖曰：‘龙子为螭’”，是以螭龙寓意吉祥美好。在乾隆生活中，凡是重要的活动场所和他的起居所至，都存有精美的艺术作品，许多殿堂名字即因此而得。养心殿是乾隆处理政事、休憩的主要场所，而此印所提“三希堂”即是皇帝的书房。“三希堂”由康熙时的温室改造而成，是皇帝看书写字的地方，乾隆十一年才改名为“三希堂”。据弘历在《三希堂记》中称：“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三希堂’以藏之。”这就是“三希堂”一名的由来。不难推测，此碧玉玺上所刻画的三条螭龙即为此三法帖的代表，以龙子寓，足见乾隆对这三件名帖喜爱之深。作为一位文人皇帝，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更是乾隆人生的追求，以修养心性而达“内圣”是他的理想，将书房命名为“三希堂”，除了因收藏着其最为喜爱的三件稀世法帖这一表面含义外，更反应了乾隆的理想家园。宋朝大儒周敦颐在《通书志学》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句话继承和发挥了传统儒学中“天人合一的精神，成为宋明以来儒生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基础被后人简称为“三希真修”。故而乾隆是借此勉励自己积极不断超越，上升到更高的心灵境界。参考资料：1.清宫内务府活计档案2.张世芸《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4》之《三希堂》3.爱新觉罗.弘历《三希堂记》4.张淑娴《紫禁城2016.12》之《三希堂的空间构思》5.郭福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1期》之《乾隆宫廷印章述略》遍查乾隆时期清宫内务府活计档案，有如下两条关于皇宫对“三希堂”碧玉印的记载：乾隆三十五年匣作“……库掌（四五）德将苏州织造舒文供单中有三希堂碧玉图章二方……”，乾隆四十五年如意馆“……十八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内首领吕进忠交三希堂青玉宝一方……”。由以上二则档案可知，苏州织造进献了“三希堂”碧玉图章二方，另一例则为宫内如意馆所作，如意馆乃乾隆元年所建，是以制作玉器为主的宫廷各行手工业作坊，由乾隆亲自监制。翻阅《清代帝后玺印谱》可知，此玺从体量上属大者，不属于图章一列，但也说明乾隆帝重视三希堂的程度是广为人知的；在乾隆朝玺印谱《光涵星斗》及《宝薮》中，此“三希堂”玺均置于碧玉交龙纽“古稀天子之宝”及“犹日孜孜”螭龙碧玉玺后，其中“犹日孜孜”中三螭龙钮与本品无论是材质还是工艺制式都极为相似，经查档案，“犹日孜孜”碧玉玺亦成于乾隆四十五年，与本“三希堂”玺为同年制成，而此年恰为乾隆七十大寿；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八十万寿时所制青玉御宝「自强不息」及「八征耄念之宝」，从两方玺中三螭造形布局和工艺可知应为如意馆中同一批匠师所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此类三螭制式的碧玉玉玺对乾隆皇帝有重大的意义，是其当时状态和心理的特殊产物，更是“正寿”之年的重要纪念。此方“三希堂”碧玉玺庄重大气，细节精美华丽，更是庆祝帝王寿辰所特制的宫廷之物，艺术性、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不言而喻。比较以上三印谱以及最近拓取的拓本，我们可以得到为有趣的发现：第一份拓本收录于皇史宬中，应拓取于乾隆皇帝御制此印后不久、第二份拓本则收录于《光涵星斗》印谱下册，拓取时应晚于1795年，第三份《宝䉤》则应晚于1796年。皇史宬中的印鉴记录印鉴高凸浮雕，印缘完美、但《光涵星斗》、《宝䉤》中的印及现印鉴均显示出印章浮雕边缘稍有碎裂。这证明印章在紫禁城使用过程中稍有毁损，但即便如此，此方印玺仍被入乾隆皇帝的印谱之中，可见乾隆珍爱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