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1.《中国古董文物名鉴》封面，先耕国际艺术集团出版。1987 年出版。2.《聚英雅集2007 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3.《中国近现代书画十二大名家精品集》（1）第342-343 页，保利艺术博物馆，2010 年。4.《黄胄作品集》（收藏卷）第3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5.《第一届黄胄艺术收藏大展作品集》，第4-5页，黄胄美术基金会，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4年5月。6.《百年巨匠四十三位文学艺术大师作品集》，第168 页-168 页，中国国家博物馆，2017年。 钤印：蠡县梁氏、黄胄之印 题识：草原逐戏图。黄胄。一九八六年八月写哈萨克牧民青年的一种谈情求爱的方式，当地人译为“姑娘追”。 中国艺苑旧藏。展览：1.“首届北京 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2007年11月30日-12月4日，北京饭店。2.“中国近现代书画十二大名家精品展”，2010年11月10-11月16日，保利艺术博物馆。3.“第一届黄胄艺术收藏大展”，2014年5月3日-5月7日，炎黄艺术馆。4.“叶隐闻声——齐白石工笔草虫大展暨白石友朋展”，2015年11月6日-10日，保利艺术博物馆。5．“炎黄艺术馆建馆25 周年暨‘炎黄痴子——黄胄作品展’”，2016年9月28日-10月25日，炎黄艺术馆。6.“百年巨匠——四十三位文学艺术大师作品展”，2017年9月16日-9月2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墨彩汤汤 贵胄煌煌——黄胄巅峰巨制《草原逐戏图》以“必攻不守”为座右铭的黄胄，确如“画贵创新”之言，曾以数百幅《黄泛区写生》脱颖于四十年代中期,又以清新雄劲的边疆风情写生和创作崛起于五十年代中期之艺坛。黄胄写人物，近取诸“五四”以来深具人文情怀的“为人生而艺术”、“艺术大众化”的现实主义思潮，远溯至宋元以来兴起的写意传统，以“严谨的造型和生动的形象,豪迈的风神和雄健的气度”令人折服，其由此而成继徐悲鸿、蒋兆和之后，对世纪人物画的发展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一代大家。黄胄早年师从赵望云，深受赵氏“真正的艺术家绝对不可能诞生在象牙之塔，而是诞生于十字街头”艺术理念的影响。如今回望，我们不难发现其艺术道路正是发源于赵望云三、四十年代所倡导的“农村写生”和“边陲写生”，而“新疆图画”更足可谓为黄胄代表性的艺术符号。黄胄一生七次赴疆，其中几次均为带病前往。刘曦林曾说，“新疆无疑是黄胄最主要的生活根据地，是他梦魂牵绕的艺术故乡”——新疆的民族风情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题材；笔下新疆的小毛驴是与“齐白石的虾”、“李可染的牛”、“徐悲鸿的马”并称为“水墨四绝”的“黄胄的驴”；新疆的节奏、新疆的色彩、新疆的风神最与其性情相谐，是形成黄胄艺术风格最重要的构成元素……新疆在黄胄的艺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没有新疆就没有黄胄，或者说只能有一位“别样的黄胄”。而黄胄艺术历程中的两个高峰时期更与新疆息息相关：其一是五六十年代，《洪荒风雪》《庆丰收》《巡逻图》《载歌行》等作，对彼时推动中国画的改革与创新起到极大的作用；第二个高峰时期即为七八十年代。1977年，黄胄因颈椎病急剧恶化几致瘫痪，但他仍以超人的毅力克服病痛，并于1979年赴疆后创作《欢腾的草原》《草原逐戏图》等巨构，这些作品代表了当代中国画新成就的巅峰。1948年夏，年仅23岁的黄胄便跟随老师赵望云至甘肃办画展，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参观展览后深受感动，邀请师徒一行到新疆写生。他们乘飞机抵达乌鲁木齐，用了近三个月时间画了大量表现当地民族风俗的作品。这便是黄胄的第一次新疆之行，自此他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以后他又先后6次赴新疆写生。1949年，老师赵望云送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军区从事《战士读物》的美术工作，从此黄胄便经常到新疆部队采访作画。1953年，黄胄随中央慰问团解放军代表团赴新疆，创作了大量速写。1956年秋，黄胄以记者身份参加中央解放军组成的赴新疆慰问团，以慰问团团长许广平帮厨为题材作《春节劳军图》，之后在北疆、南疆等地区采访写生半年。1963年，他去新疆访问写生。1979年，他脊椎综合症刚刚恢复，就要求出院赶往新疆写生，这次新疆行是最深入、最艰辛的一次，他先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又深入到喀什，还到达了高寒缺氧的塔什库尔干。此次采风收获颇丰，可以说对黄胄第二次创作高峰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986年，黄胄最后一次到新疆做短期旅行，本次所呈其巨幅《草原逐戏图》亦作于是年。自嫌诗少幽燕气 故作冰天跃马行黄胄一直强调生活体验对于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其作品始终传达出强烈的现实生活气息。如其所言，“对于画家来说，生活是非常绚丽多彩的，生活中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们，美好的事物，你要画也画不完，写也写不完。人有多高，画才有多高。”正是出于这种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生命激情，黄胄的作品无不蕴含着感人的内在力量。多年的西北军旅生活，为黄胄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富素材，他以少数民族独具魅力的风土人情所创作的诸多佳构，都成为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在这些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中，今秋现身华艺国际（北京）的其颠峰时期巨作《草原逐戏图》，足可堪为黄胄艺术颠峰时期之馆藏级珍罕巨制。作为黄胄作品中最美的画面之一，《草原逐戏图》表现的是新疆哈萨克民族地区最受青年喜爱的马上游戏“姑娘追”。“姑娘追”既是哈萨克族青年男女喜爱的一种马上体育活动；也是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的特殊方式。青年男女通过“姑娘追”互相认识、互相了解，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黄胄最善用大块墨写马，以增强画面张力；另一方面又极其入微地描绘手部面部，只见此帧中的青年深目含情，姑娘欲嗔似怒，扬鞭作恼，却似带笑意，“姑娘追”中微妙又令人感到幸福的气氛便于此可见一斑。概览此作，黄胄以浓艳的大块色墨铺就主体：姑娘红装，挥鞭驭马，飒爽之姿毕现；骏马箭般疾驰，青年回首相应，你追我赶，好不热闹，而马背上的装饰，刻画到繁之又繁，几到极致，即便是马头部的绳套，也绝不放过，足可见画家之用心。画面近处野花灼灼，绿草点彩，几笔写就，一扫花草常见娇弱之态；远处牧民驰马，簇簇羊群点缀其间，天际旷野，更见草原之景象辽阔。1985年先后数年，黄胄曾以此题材主题绘制数幅，收藏于公立文博机构、民间私人手中，“姑娘追”系列中尺幅最大、最精彩的一件当属炎黄艺术馆所藏《草原逐戏》，尺幅近四十平尺，此次现身上拍《草原逐戏图》尺幅近二十七平尺，两幅画作表现内容、构图处理非常相似，与炎黄艺术馆所藏创作时间均为1986年，堪为为“姊妹版”，相比于近些年曾出现过《草原追嬉》（1982）、《草原追乐》（1985）、《草原情趣图》（1985），其精彩程度及重要性自不待言。一超直入如来地从徐悲鸿、蒋兆和到黄胄，这几十年的时间是中国人物画进步最大、发展最快的时期。徐蒋二位先生是写实水墨人物画体系的开创者，当现实主创作路线的接力棒传到黄胄手中时，我们可以说黄胄确已达到了准确生动的造型和水墨淋漓的民族风范的统一。他的画既有准确概括的造型，又有熟练生动的笔触，以充实的内容和水晕墨章的技法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乐见。黄胄的成长经历既不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经过系统现代美术教育的学院派画家,也不同于传统文人画家先师之古人,再师之造物,最终当以心为师的以临摹为主的传统学习方式。他首先以自学为主,直接进入生活去速写,复转益多师,也接受过短时间的学院派教学,包括素描写生和中国画传统笔墨的学习,复又在大量的写生实践中逐渐使中国画的笔法意度融入铅笔、炭笔写生的速写线条中,更在写生过程中不断调动中国画的创作法则对具体物象进行意象化的、艺术化的处理。因而,他的速写往往本身就具备表达的充分性和意义的完整性。黄胄由于常年在基层生活中苦练本领，使得他的画少了学究气，充满着自由的精神，使人耳目一新，惊叹中国画竟有如此强烈的表现力。卢沉先生曾回忆：“五十年代在中央美院中国画系学习时，班上同学都不安心学习传统绘画，黄胄出来后，大家很兴奋：原来中国画还可以这么画，松了一口气。”黄胄本人也曾道：“以我的经验，在室内画一个新疆姑娘，呆呆板板地让她坐在椅子上画，我总是画不好（除非我对她已很熟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对我的描写对象还很陌生，他没有足以感动我的动作和表情。但是如果在工地上，在野间，我看到这个姑娘在机器或田垅中欢蹦乱跳地干活，我看到她的紧张情绪，看到她在劳动或歌舞中的优美动作，她的动作和表情触动了我的心弦，这个时候我自己感觉到我的内心有一股主宰着我的力量在命令我去画；或者说，我在带着激情画，我的内心命令我非画好不可，我全心全意地在这个命令的指挥下画着，我那时就比较画得满意，也就比较能感染人。除了课室里的练习或锻炼笔墨技法的习作之外，画画一定要带着感情画，冷冰冰地对待自己的创作，还怎么指望他去点燃别人的情感呢？”。这段话或许正可以解释黄胄的艺术何以面貌、手法都异于当时的学院派人物画。他的画面是从生活里“闹”出来的，以速写入画是黄胄人物画的主要特征,也是形成其人物画新程式的重要方式,更是黄胄对现代人物画所作的开拓性贡献。黄胄的速写是融写生与创作为一体的,他以极大的热情面向生活,更以数万计的速写进入到中国画的创作中,使生活速写能够最直接、最有效地向写意中国画创作转换,并把二者高度、全面地统一在自己的艺术风格之中,于豪迈中见秀丽,于壮健中见匠心,在精妙处不失洒脱，酣畅中亦不失苍润，为中国人物画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自由地听从内心的指示去画画，反而“一超直入如来地”，达到了气韵生动的至高境界。从1979年其赴新疆写生后，到八十年代末，是黄胃艺术生涯中又一个高峰期。这一阶段,他的创作更加炉火纯青,不断地画出长达数米的一些作品。重要的作品多达数百幅,显示了极为雄强的创造生命力,以《草原逐戏图》为代表的、这种气势恢宏的巨幅中国人物画创作,足证了黄胃直接汉唐壁画传统,熔写实传统和写意传统于一炉的现代人物画新风格。独出大手笔 雄风立新格宫达非曾评价言，“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多彩的社会风貌、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中国人物画，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当代中国画史上留下如此浓重一笔、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开辟了这样一个崭新阶段的画家，当推黄胄。”之所以说黄胄为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黄胄的人物画，具有成功描写新中国的生活、社会与时代的史诗特征。黄胄画人物，不是画孤立的人物，不是画简单的人物的相加组合，更不是在画肖像，而是在画我们这一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为了生活中的美好理想而积极、努力地改造着客观世界的活生生的人物。纵观黄胄的绘画，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幅幅单张的作品，而是人民共和国缔造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团结、奋发，用勤劳的双手，在天山南北，在青藏高原，在云南边陲，在南海渔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样一部描写解放了的人民“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长卷，其艺术成就与美学感染力、震撼力，完全可与一部数百万言的文学巨著相媲美。蔡若虹先生曾评价黄胄道：“把开采艺术形象的矿工来比喻画家黄胄，比喻他长期以来在绘画上的辛勤劳动，我以为是恰当的。黄胄那种敞开心灵门户的、毫无隐蔽的豪放性格，既不故作高深，也不乔装愚昧，他总是自得其乐地在劳动伙伴中开采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年龄的增长，他的作品逐渐离开了田园牧歌的韵味，逐渐接近了民俗学的范畴，接近了‘惟劳动可忘忧’的人生哲学，接近了艺术的天真世界。”“人物画不重写生，全凭印象意趣或摹拟古人，终不过入黄慎、改琦之流，逐年衰落。”这是黄胄题在1987年3月云南写生稿上的一段话。这段话不仅反映着黄胄对于传统人物画笔墨的态度，而且点出黄胄绘画艺术成功的秘诀——重视写生，走向生活。“丹青自古不工艺,人物尤难到今世”，千年前东坡寂寥之叹或许可在此刻、在我们同览黄胄先生巨制《草原逐戏图》之时得到一些遥远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