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一、破晓东风尚作寒，孤筇随客已媻姗。绝知起早非吾事，要趁梨花带露看。二、春光宜酒宕花样要诗描。三、美人清梦断梅花，却写相思在修竹。四、睡醒不知凉是雨，起来微雨湿荷花，简斋先生句也。五、客老诗于变，秋深菊乱开，玉几旧句。六、纫之以湘，累之秋兰，载之以剡之夜雪舟，漱之以清沐寒露之壶，洪之以碧玉晴云之瓯。着童船尾书船头，荷花浦溆双飞沤。新红如洗云锦稠，停桡伫棹香浮浮，熏风满座凉飕飕，醉面欲醒谁相酬。若有人兮眇中洲，把住月老叫不休，花亦问月愁不愁，何以了此蒹薛秋，蛟宫蛟宫夜泣悲灵佟，鳞幢欲湿行云留，楚骚如水不可作，此意难以笔墨求，荡予浆兮崖之幽。七、踏园课园丁，趁雨锄菜甲，土甘春供畦，母令蔓草滋，诗肠风露香，碧翠已可搯，谁言庾郎，未觉三韭乏，那知有世人，犹嫌万钱狭。八、姜婵媛兮清扬，明月为佩兮绿云为裳，搴芳荑兮遗谁，幽怀悁兮如结，袅袅秋风之深兮可涉。印鉴：陈撰、撰鉴藏印：瓦园、数青草堂珍藏、玉庐主人、镜塘鉴赏、钱镜塘藏、钱氏数青草堂考藏印吴湖帆题签：陈玉几花卉册真迹。吴倩题。钤印：湖帆。。吴湖帆题签，钱镜塘旧藏。钱镜塘（1907—1983），原名德鑫，字镜塘，晚号菊隐老人，后以字名世。钱镜塘原籍浙江海宁，为吴越王钱镠30世裔孙。其祖父钱笠群、父亲钱鸿遇均做过清朝的小官，且皆善丹青翰墨，爱好书画收藏。钱镜塘自幼深受家庭环境熏陶，善画，能治印，爱好诗词戏曲。早岁对上海地区浓厚的艺术氛围留下深刻的印象，此间他开始涉足书画收藏，也向朋友们展示他雅好丹青的一面。在战乱年代，上海这个大码头聚集了来自各方的世家大族，在流亡与安定之间，许许多多的艺术品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而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却为这位对艺术品极为敏感的有心人创造了绝无仅有的大机遇。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上海地区陷入混乱状态，许多富商巨贾纷纷抛售藏品，市场上出现了罕见的艺术品抛售，贱如白菜。钱镜塘在此期间抓住机遇，变卖了海宁老家的田产，海量的吞进市场上出现的古旧字画，据称数量多达3万余件，老辈人回忆，那时的六莹堂（钱镜塘的古玩店）名家字画堆得满坑满谷，用宁波话说是蟹也爬不进了。由此，钱镜塘在业内便打下了声望。钱镜塘与吴湖帆相交前后达30多年，两人之关系亦师亦友，彼此相惜尊重，时常酬应书画，探讨书画鉴藏之趣。如果说钱镜塘在此前的买卖中积累了书画收藏的实战经验，那么在与吴湖帆的交往中，钱镜塘将鉴定书画的经验引入了学术含量。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钱镜塘本人也成为了书画鉴定大家，因此，书画界赠给他与吴湖帆“鉴定双璧”之美誉。此次朵云轩秋拍，我们有幸收到数件来自钱镜塘先生旧藏的明清书画，亦屡见吴湖帆先生的题签，足以印证二公在那样一个年代因书画而结下的一段佳缘，为我们今天留下许多的故事。钱镜塘在收藏之初，即有过敏锐的市场定位，在他的收藏体系中，将重点放在明清地方名家的书画和近代海派的书画上。一方面考虑自己已有的鉴赏经验，另一方面考虑市场存量的因素。既然钱镜塘的收藏脱不开商业的起点，那我们不妨就先从近代艺术品商业的萌芽地扬州说起。华嵒是一位极具才情和修养的画家，虽出身贫寒，却十分达观。喜读庄子，深受《南华经》影响，对待人生始终保持着一种从“入世”到“出世”的态度，体现在绘画上，我们总能在其画面中找到一种悠然的超脱感，远离市嚣。而当我们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后，了解了他那种不得不鬻画谋生的窘迫和背井离乡的酸楚，又使我们对他的绘画、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这幅《竹垆茶韵图》即为一例，画面上有一首华嵒的自作诗，云“湿风吹雨过蕉林，红药翻香绿砌深。新试袷衫亭上坐，竹垆茶韵佐清吟”，画面也如实了描绘了这一诗境，空山雨后，高士于茆亭闲坐，欣赏着庭院里的松竹、蕉叶，侍童从远处前来为先生煮好清茶，一片悠然静谧的景象。“诗言画，画言诗”，这或许就是华嵒心中所想吧，全篇通幅不染一丝尘气，确不像一位以画谋生的职业人。陈撰的《花卉册》与《竹垆茶韵图》一样，虽题材不类，但笔底画间透露的清气却十分的一致。陈撰亦被评为“扬州八怪”中唯一不以卖画为生的画家。其人性格孤僻、洁身自好，乾隆朝被举“博学鸿词”，但拒不应试，可见其性情。其擅写花卉，格调超逸，意境清雅，颇类陈白阳、释道济，又与李鱓齐名，并称“复堂玉几”。此《花卉册》写花卉数种，包括梨花、牡丹、荷花、菊花、水仙等等，共八开，每开并题小句，清丽可人。其画多用勾花点叶和点叶点花之法，此册纯以水墨直写，寥寥数笔间，便将花卉枝叶的神韵表达出来。其书法以萧疏淡逸为特色，冷峻平淡中显示出其不同于流俗的格调。册首有吴湖帆先生题签，装潢精美，真乃一雅物。再观钱镜塘明代书画作品的收藏，此次我们将看到明武宗帝的《杞石延年图》、董其昌的《临晋唐法书帖》和蓝瑛的《仿宋人山水册》。明武宗帝朱厚照（1491-1521），是明朝的第十位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和张皇后的长子，年号正德。其人自幼聪颖，擅骑射，性格刚毅，在位期间平定了不少战乱，是一位极具将帅之风的皇帝，同时，他又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前卫之士，追求自由平等，十分具有传奇色彩。不比清三代的皇帝，武宗帝的记载多出于文字，而他的手迹或者绘画几不见流传。实际上明代的皇帝中也有几位雅好书画者，只是流传稀少，武宗帝即是其中之一。这件武宗帝的《杞石延年图》经伊秉绶、钱镜塘收藏，吴湖帆为之书签，足见珍重。此画的顶端正中有御题“正德年制”，并钤有“广运之宝”大印，显示出九五之尊的王者风范。画面中描绘了一件颇有吉祥寓意的盆栽，植入海棠型花盆，立湖石于其上，一枝红硕清丽的枸杞从湖石的左下向右上穿出，生机盎然，枸杞素为药用，有滋补延寿之功用，与湖石一体，自有“延寿”之寓意。从技法上看，此图为典型的院体风格，这大概与其身处宫廷耳濡目染有关，所以着笔就能成画，湖石以浓墨勾出，用湿墨分出层次，手法颇类南宋绘画，突显了湖石坚硬嶙峋的质感。在植物的刻画上如同折枝花卉，摇曳多姿，与湖石形成刚柔的对比，画面沉着宁静，又蕴含生机。董其昌是中国艺术史划时代的人物，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成就都极大的影响了后人对艺术的理解。在书学领域，他与张瑞图、米万钟、邢侗并称“晚明四家”，主张取法古人，遍临各家，综合所长，自成一体。这与他主张的以道禅悟画理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赵（孟頫）、文（徵明）书体盛行于世之时，他却能跳脱二家的强势笼罩，形成自己的书风。董其昌书以行草书为世所重，笔锋秀逸空灵，圆劲挺健，兼有“颜骨赵姿”之美。这册《临晋唐法书帖》正是一例证，此册乃董其昌背临晋唐诸家名帖，随帖之异，行、草自然转换，字体大小错落交替，若与原帖对比，自是想去甚远，然董其昌背拟意在取其神似，在运笔节奏与结体构成中仍不失个人的面目，所以才形成这样一册意蕴流畅的习书作品，在册末董其昌亦不失自信的自评曰“偶背临晋唐法书数种，颇得其神韵”，至于字里行间的不同就省略不论了。蓝瑛被称为“武林画派”的鼻祖，亦被视为“浙派”绘画的殿军，与戴进、吴伟并称“浙派三大家”。但实际他的绘画与“浙派”并不接近，如戴进、吴伟绘画多取法南宋，更贴近宋代院体画风，而蓝瑛的绘画则多取法于北宋与元代，甚至“吴门画派”的沈周对他的影响都比“浙派”来的更直接。但他强烈的个人特色，惯用的解索皴、荷叶皴，画面中对石色的偏爱，构图的强烈动感，都使他走向了一个新的境地，遂而“武林画派”生。钱镜塘收藏的这册蓝瑛《仿宋人山水》与其极具个性的成熟作品不同，此册专为摹古，共四开，所涉包括仿关仝、赵干、李咸熙、米芾四家，皆五代、北宋时人。从作品本身的笔墨风格上看，明人干净的勾勒和浓重的苔点加之类似元人的浅绛设色，这一系列手法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蓝瑛是不是有机会一一目睹这些宋人的作品或未可知，但他由近及远，取法元人、北宋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此册未署年款，从风格上判断较接近中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