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山中商会《支那古美术展览会图录》第170号 |说明：这件作品秉承了造办处充满皇家风范的制作工艺，又吸取了西洋的风格。二针钟表的表面光洁明快，周围点缀以红白双色的宝石，表面外侧饰有鎏金卷草花卉，缠枝连绵，呈箱形的钟体两侧镂雕花形透窗，玲珑剔透而雍容华贵。钟顶设一台，盛开着一朵硕大的莲花，花上立一羽猎鹰，头部朝下，扑腾双翅，仿佛刚刚从天而降，极具张力和韵动之感。钟底立足同样表现为缠绵的卷草花卉，足底承紫檀木座，为整器添加了一份沉稳与素静的气质。|山中定次郎在图录中作序道：“……各种自鸣钟于宫廷深奥之处司掌报时，闪耀奇巧与善美之光芒，样式之秀逸、意匠之卓越……”，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这些融合了中西最高工艺的结晶的无比喜爱。此钟可以说正是这种描述的具现，工艺复杂细致，将铜鎏金的雍容绚丽、紫檀木的稳重大气、钟表的精密准确等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又有着群花竞放的繁华和雄鹰展翅的豪放，透过钟背部玻璃呈现在眼前的内部构造更是充满机械工艺的美感，展现出匠人杰出的艺术品味与制作功力，而当年曾经深居清宫又流落出府的辗转周折，也为其带来了一道传奇的色彩。|香港佳士得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举办过一次清宫御藏钟表拍卖会，所出品的古董钟华美精致，均为日本根津美术馆旧藏的逸品，而根津美术馆当年正是通过大名鼎鼎的山中商会得以收藏到这些从中国流入的钟表的。|提到山中商会的发迹，与山中定次郎这个人物是分不开的。|首都博物馆曾举办过一个“走进养心殿”的特展，复原了养心殿的主要建筑空间与陈设，并辅以相关处理政务、重大事件、书法绘画、寿诞婚庆等方面的展示，其中就包括了不少精致的西洋钟表。可以想象，如果当年不是碰上如此的奇妙经历，或许此钟也会出现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吧。||来源：原恭亲王府旧藏|山中商会传来|京都藏家旧藏||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紫檀木楼时刻钟”，《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味》P218||清宫里的西洋钟表|西方机械钟表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6世纪，由于它的新奇样式，一开始便受到中国皇帝的垂爱。直至清代，皇宫中收藏了大量机械钟表，同时，中国自己也开始制作机械钟表，并由最初的仿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国钟最具特色的要数清宫造办处、广州、苏州三地的产品。清宫造办处内有造钟处，专门负责为皇帝制作御用钟。由于有雄厚的物力财力，加之皇帝的干预，使造钟处的钟表极具皇家特色。其制作体大、料实，明确的年代标识、明摆等都是造钟处钟表的特点。在外观上，造钟处钟表多以紫檀木雕刻成楼台亭榭的建筑式样，表现出庄严尊贵、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广州钟表的造型多为亭、台、楼、阁、塔等建筑，或葫芦、花盆、花瓶等日用器皿，钟壳多是色彩艳丽、光泽明亮的各色铜胎广式珐琅，并带有复杂的、可表现吉祥寓意的机械变动装置，如“群仙祝寿”、“龙凤呈祥”、“白猿献寿”、“双鹿呈祥”等，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苏州钟表的品种有摆钟、圆摆钟、三套钟、鸟音笼等，其中以木制插屏钟最著名。此外，南京、上海等地的钟表制作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其产品在清宫中亦有收藏。|乾隆皇帝将西洋“时辰表”、“自鸣钟”和其他仪器一起收进《皇朝礼器图式》中，透过正式礼仪规范所出现与西洋科技文明相关的对象，反映出他兼容并包中西文化的想法。而此想法若对照康熙皇帝的《庭训格言》，可以追溯出正是来自皇祖的祖传家训。根据康熙皇帝的说法，乾隆曾祖顺治皇帝因珍爱西洋自鸣钟，非常希望宫里的工匠能够自行生产，但终顺治一朝始终没有成功。直到康熙年间才终于掌握了制作发条的原理，从此以后，不仅有能力修理顺治皇帝留下来的钟表，同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设计大量制造各式钟表。由于一路走来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所以康熙皇帝特别训勉儿孙不要因为今日可轻易取得各式钟表，而忽略汲取知识与经验的过程。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记取训示，分别创作《咏自鸣钟》御制诗，表达他们对顺治皇帝的缅怀。||山中商会在中国的淘宝纪录|山中定次郎原名安达定次郎，其人于幕末时期的1866年出生在一个大阪地区的古董商家庭中，幼年随父亲出入于各处的古董商铺，在耳濡目染之下对古董买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3岁那年，定次郎作为学徒进入当时在大阪颇有名气的山中吉兵卫商店，不断积累经商经验和鉴定文物的知识，并在23岁的时候与吉兵卫的长女结婚，从此就以山中定次郎的名号活跃在全世界的古董交易场上。||山中定次郎在生意场上是一位大刀阔斧的人，他于1894年在纽约开设古董店，之后陆续在波士顿、芝加哥开设分店，1900年在伦敦开设分店，1905年在巴黎开设代理店，在短短几年间抓住欧美经济高速发展、富于阶层对东方艺术品好奇渴求的心理，迅速在海外建立起销售网络，培养出欧美等地东方艺术品的销售市场。|随着海外市场对中国艺术品需求的扩大，山中定次郎把目光转向了拥有悠久历史、古董珍藏最为丰富、市场交易最为活跃的中国北京，在此地建立起了山中商会的分店，从此迈入发迹的辉煌历史。他每年定期去两次北京挑选商品，采购来自北京及外地的藏品和各类文物，以大宗贸易的方式将大量古董文物流出至欧美市场，为商会在欧美各地的分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质量中国艺术品。|在北京经营期间，山中商会最值得一提的动作就是与恭王府建立起了关系。辛亥革命后，恭亲王溥伟为帮助末代皇帝溥仪复辟清室，与肃亲王善耆等人组织宗社党，并为筹集“勤王军”的军饷而决定将府中的收藏全部出售。得到消息的定次郎立即来到恭王府查看宝库中的藏品，很快决定以巨资买下府中除了书画以外的几乎全部收藏。据研究，溥伟出售给山中商会的藏品多达两千件左右，这对于山中商会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赌博，而赌赢了的山中定次郎也由此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辉煌。|此次美协春拍场上的嵌宝时钟很有可能就是当时随着那次大规模的收购流入日本的，与根津美术馆旧藏的时钟应属同一批。山中商会以二次拍卖为契机，取得了生意上的巨大成功，登载有山中商会藏品的拍卖会或展会图录也是层出不穷，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其经手的一件件精品，而此时钟正出现在了一本昭和十年发行的《支那古美术展览会图录》的目录之中。这本图录由山中定次郎亲自作序，登录着山中商会在大阪美术俱乐部所举办的古董展会上出品的内容，汇集了书画、陶瓷器、文房、家具、自鸣钟等各式逸品。其中，图录号170的镀金彩石饰十五分打座钟与美协这次为大家呈现的清宫旧藏嵌宝时钟别无二致，细细对比可见，实物与照片在器形和装饰上均完全相同，净高39公分的钟体也正与图录中的“一尺三吋”相吻合，有理由相信其应该就是原物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