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纽约佳士得，2011年9月15-16日，编号1172。壁瓶皆作半器状，背面平坦设凹槽，便于悬挂。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中称之“壁瓶”，清代则称为“挂瓶”或“轿瓶”。其主要用途为插花，陈之厅堂、轿辇，以作装饰。壁瓶自明万历年间开始逐渐流行，此时壁瓶体型壮硕，悬挂于居室。明代高濂《遵生八笺·卷七·起居安乐篇·高子书斋说》云：“床内后柱上钉铜钩，用挂壁瓶，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冬夏两可”。古往今来，花都是愉心悦目的佳品。壁瓶与花关系的呈现既是一种插花艺术，也是一种限制技巧，在有限的空间内用有限的折绕、点面、凸凹表现空间中折枝花卉的抑扬顿挫，把壁瓶秀美与花娇艳融成整体。此对拍品作葫芦式，器身以铜为胎錾刻成型，其胎地以錾刻的手法表现了众多细密、流动、突起的祥云纹。整器纹饰在近于圆雕的胎体上表现，錾刻工艺精巧细微，加之胎体鎏金工艺，使整器显得富丽堂皇，华美异常，极具装饰效果。正面器身的胸腹饰有玉石“大吉”二字，二字周边以画珐琅工艺间饰八宝纹，绘功细腻，流畅生动。金属胎画珐琅是康熙年间，借鉴了欧洲画珐琅的制造技术，在内廷“珐琅厂”烧制成功的。至乾隆一朝，画珐琅工艺蓬勃发展，在此工艺下制作的铜胎画珐琅制品造型式样不断翻新，极尽制作技巧之能，纹样丰富艳丽，许多作品都是宫廷内中外名画家的手笔。八宝纹在产生之初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八宝最初是指八种佛前供器，元代开始作为一种吉祥纹饰装饰于瓷器之上，并流行于明清时期，清乾隆时期较为多见。乾隆时期瓷器上的八宝纹仅作为一种吉祥纹饰，不再与佛教有直接关联。“八宝”由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长八件组成。每件供器含义不同，法轮代表佛说大法圆转，万劫不息；法螺代表菩萨果妙音吉祥；伞代表张弛自如，曲覆众生；华盖代表遍覆三千，净一切乐；莲花代表出浊世而无染；罐代表福智圆满，具完无漏；鱼代表坚固活泼，能解坏劫；盘长代表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乾隆帝喜好吉祥纹饰，八吉祥纹自然亳不例外，画在器身作饰，绝不违和，本对壁瓶所带吉祥如意之兆，正合帝意。明代到清乾隆是壁瓶产出的重要阶段。无论在造型技巧上，装饰元素上，还是格调定位上，其后世风格，基本确立，许多高质量的壁瓶都出于这一时期。这段时期壁瓶生产，造型上严谨且规矩、庄重而富丽，虽瓶式多变，屡有创新，但格调高雅，万变不离其宗。在材质、工艺、绘工、雕刻上，同样如此，制作精巧繁缛，处处彰显帝王贵气。清乾隆时期是壁瓶自身发展体系中一个巨大的高峰，是收获这一领域的大成之期，其时代指向具有坐标意义。这一阶段，造型别致，雕琢考究的宫廷制作，形盛量大，极致演绎。整器严谨华美，讲究格调；器座设计，含蓄儒雅，尽显荣华，这些时代定位都是乾隆壁瓶的显著特色。乾隆本人对壁瓶这种艺术形式也甚为欣赏。完美的艺术表达，融合了强大财力和深层次传统文化积淀的壁瓶艺术所具有的美学魅力，同样昭示着清帝国鼎盛时期的璨然国运。瓶身通过各种装饰组合表达，从而展示出不同的艺术效果。工巧且得天趣，其占据方寸空间所呈现的质感，很适宜表达生活的精致和优雅，某种程度也体现出文人情趣和风雅心理，这种细致情怀，契合了帝王情感上与传统精神中非常深刻的东西，也为在枯燥的宫廷政治之外增添了一些生活情趣，成为帝王娱乐的一种方式。尽管壁瓶这一品种在庞大的瓷器分类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也正是因为其少见，才更见余味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