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对大瓶以精铜铸造，器型稳健大气，壮严属目。其质密而重，难以撼动，非皇家不可供纳其工本。瓶分三断分体铸造而成，喇叭形盘口，长粗束颈，腹部圆弧，浑圆饱满，下承覆钟式外撇高足。通体装饰简练，颈两侧对饰如意形耳衔环，颈肩连接处饰弦纹一道，高足亦饰弦纹两道，呈现出简洁而不简单之效。皮壳朗润厚重，黑漆古色，墨晕其上，漆古沉入，沉静穆然，精光内敛，奇彩外溢，古香古色，亦显贵气。微抚即亮，微温即润，历经百年陈设盘抚，养炼而成，对光视之，宛若有金箔在内，虽金属光泽甚强，然却似冒襄云者，若女子肌肤，柔腻可掐。足墙开框，减底铸刻“大清乾隆年造”楷书款。传世品中此类铜瓶屡屡可见，但本拍品器型之硕大，高达93公分，是为仅有之例，其胎体厚重，雄健沉稳，质朴无纹，为清宫供佛实用的五供器，以颂天子祖先之圣德，造型及纹饰与故宫博物院咸若馆佛堂用器相近，参见《清代宫廷生活》，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页299，图467。相类大型铜铸器，可见于紫禁城内乾清宫外四鼎，图刊于翁万戈及杨伯达，《The Palace Museum：Peking.Treasures of the Forbidden City》，伦敦，1982年，页51；及慈宁宫外，图见于展览图录《Splendor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The Glorious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2004年，图版207。相似作品，铜雕“二龙争珠”纹大瓶，高约75cm， 五供套件之二，包括一只香炉、一对烛台和一对大瓶，其中对瓶之造型与本品相类，售卖于香港苏富比2008年春季拍卖会，编号2826。而一对同样器型相同，纹饰繁巧，但上铸“飞凤”纹饰的铜铸花瓶，曾属Alfred Morrison收藏，并于2004年11月9日的伦敦佳十得上售出（编号17）。象征皇后的“飞凤”纹表示此瓶极可能是为皇太后所订制。香港苏富比2007年亦卖出一对以“龙凤呈祥”为题材的乾隆款铜铸方壶，也是专为圆明园订制。铜器之制作与使用，唯中华兴盛最早，其制造历时之长，文化内涵之深，延续之广，均举世无双。早至青铜时代，铜器便已大量应用，历代文献所载的铜器有两种基本功用，一为“纳、入”，即盛装物件；二为“设”。即陈设布列。《礼记·礼器》说得很明确：“三牲鱼腊，四海九州岛之美味，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郑玄注：“金照物，金有两义，先入后设。”纳是铜器的第一位的基本功用，而纳的基本目的是“示和”。所纳对象即“所实之物”，而其分别将“所实之物”纳入鼎簋尊彝等各类器物中之后，作以调和以供祭祀祖先之用。《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说：“……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反复申明用青铜器调济容物，“和五味”以“示和”的基本内涵。以“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最终实现”和人心”，“成其政”。乾隆皇帝饱读古书，深明除了军事胜绩及德政贤治，雅藏殷周青铜等古物，同有助建立仁君明主的形象，进一步巩固帝位。故陈设稳重端庄之精铜重器，实在是在于表率天下，整肃人心，合众之力，承其德政之意，而此对清乾隆御制铜铸如意耳活环大瓶，为典型的清宫造办处风格，显示了乾隆朝国力鼎盛之貌，亦是绵延中国数千年之铜铸陈设器的经典传承。配汉白玉雕须弥座式八吉祥纹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