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冬心先生余藏其画竹研，研背有竹一枝，即取其意。」|「板桥有此一纵一横，颇有逸情。子冶藏板桥画，盖仿梅花盦者。」行书刻铭。|「子冶画壶」行书刻款。|「宜园」︑「彭年」︑「吉壶」阳刻篆书印款||口内敛，腹斜直，短直流，三角形把，桥形盖钮拱起，底有三扁圆足，壶盖、流、把与壶身均以圆融弯角衔接，此为著名的「子冶石瓢」。器腹有两侧瞿子冶（1780-1849）各刻画金农（1687-1763）、郑板桥（1693-1765）画竹，竹叶画意延伸于壶盖，逸趣横生，刻工犀利，疏密交错掩映、枝叶生动自然，相应成趣。金农之画侧铭：「冬心先生余藏其画竹研，研背有竹一枝，即取其意。」板桥之画侧铭：「板桥有此一纵一横，颇有逸情。子冶藏板桥画，盖仿梅花盦者。」壶盖有「子冶画壶」刻铭，内侧铭「宜园」，壶底镌「吉壶」章，把下有「彭年」印款，当为杨彭年（嘉道年间）与瞿子冶所合作制成。|石瓢壶原是陈曼生（1768-1822）所创发，为曼生壶式之一，壶身近于锥形，重心下移，使用稳当，壶嘴则为短而有力的直筒形，出水畅顺，壶流、壶口、壶把三点形成水准直线，具有端庄敦穆之韵致。「子冶石瓢」则首开于壶上作画的风尚，使子冶石瓢成为此壶式的代名词。主要特色就是壶形上小下大，由俯瞰角度，壶身可取得最大面积可观之「看面」，于其上镌刻书画可取得近乎平面的观赏效果。允为宜书宜画，也赋予金石书画更多的发挥空间。瞿子冶好刻兰、竹，并镌诗词铭文于壶上，使诗词、书画、篆刻合一，以其格调高绝，韵致无穷，雅而有士气，人称「三绝壶」，也体现了文人壶「壶随书画贵，书画依壶传」的重要意义。|瞿子冶，本名应绍，一字陛春，初号月壶，后改瞿甫，又号老冶，室名毓秀堂。道光间贡生，官玉环同知。知名文人壶家，是继陈曼生（1768-1822）后又一位与紫砂壶艺术密切结合的文人。子冶嗜好壶艺，与杨彭年合作，并自制铭刻于壶上。题壶多作行书，间为楷书；刻划多梅竹双清，有诗、书、画「三绝」之称。瞿氏并请友人邓奎（字符生，江苏吴兴人）至宜兴定制、监造砂壶，时称「瞿子冶壶」，或简称「瞿壶」。子冶工诗词尺牍、书画篆刻，尤擅画兰竹，浓淡疏密，错落有致。收藏古器甚富，亦善鉴别金石文字，著有《月壶题画诗》、《月壶草》等。|子冶为上海名士，少即与郡中贤士大夫游，名噪吴淞。然禀性孤耿，气节高尚，绝少延誉。据蒋宝龄《墨林今话》记载：「所居有香雪山仓，二十六花品庐，玉炉三涧雪词馆，皆贮尊彝图史及古今人妙墨，酷嗜菖蒲，罗列瓶盆，位置精严。入其室者不啻作倪迂清閟观也。子冶故工写生，近好为墨戏。而于画竹，工力最深，纵逸自如，论者咸谓时下第一手。然常心折铁舟（1752-1824）、七芗（改琦，1773-1828）两家，盖不忘所自。平生构思甚捷，而随作随弃，概不留稿。」其高隐清逸，格高若此。（注释1）|注释1：（清）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七，收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艺林类9》（台北：明文书局，1986），页489。|上海博物馆藏有另一件就型制与书画镌刻而言，皆与本作相近的「瞿子冶中石瓢」（图1）（注释1）。就造型看来，此「中石瓢」虽竭力追摹，然其桥形盖钮略显高凸，失之峭刻；流与把身重心下堕，有过于沉厚之嫌，原本应圆融、浑为一体的线条，尤其壶把下方与壶身暗接处，显出生硬刻露而不自然之迹。因壶流壶把比例之失，也未能彰显出以三角形造型为主的石瓢壶，其特有的予人骨格清奇、古雅稳重之感。|其次为书画镌刻，「中石瓢」的竹图刻写显得十分散漫，尤其是竹叶部分，形态失之板滞臃肿，未见轻盈灵动，部分竹枝笔划疲沓，拖泥带水；尤其是迭叶与枝叶连结处，描写混乱，交代不清，可见作者对竹之实际生态与样貌，并没有真正的观察与理解，仅是力求摹仿原作之形，而终未能得其神。而壶上的「宜园」、「吉壶」等印款，笔划刻板，缺乏变化。此「中石瓢」与本作相较之下，孰为原作，识者自不待言。（参见所附表一：「瞿子冶中石瓢」与「清 杨彭年制 瞿子冶画竹图紫砂壶」之比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传世紫砂壶作品中，多有乔重禧与杨彭年合作之壶，例如：其一为「乔重禧 杨彭年 石瓢壶」（图2）（注释2），其二为「乔重禧杨彭年制段泥石瓢壶」（图3）（注释3），人或以其底钤「吉壶」、有「宜园」或「宜园主人并书」等署印款者，即以「吉壶」、「宜园」俱为乔氏之字号，率以其为乔氏之作品，实甚谬。|乔重禧，字鹭洲，生卒年未详，活动于嘉庆道光年间，上海人，曾祖为乔光烈（？-1765）。乔重禧精于鉴别，工书法，其字颇为沪人所重。然以不遇，憔悴以终，其著作赖其友徐渭仁极力搜求，辑成《陔南池馆遗集》，为咸丰元年（1851）刊本。王韬（1828-1897）所撰《瀛壖杂志》载其生平甚详：「乔重禧，学博，字鹭洲，为光烈后人，沪之赏鉴家也。周鼎汉砖，法书名画入其目，真伪立辨。深沉渊博，学有根抵，往游京师，名公巨卿，折节与交，一时有才子之目。当涂尚书新安太傅先后延写御制集六十万字。」、「精书法，由颜入手，尤得平原风骨，霁翁求来仙阁，文会记以诗索之。」、「然卒以不遇，憔悴死。死之日，室停九丧，徐君紫珊为醵金埋之，其生平著述，只文片纸，尽在他人箧笥，徐君紫珊为之多方购觅，获其丛残十数册，删烦去复，仅得二卷，急付手民刊之，曰陔南池馆遗集，鹭洲身后所存，赖有此耳」、「鹭洲殁后，其字颇为沪人所重，得其寸缣尺素，必付装池，珍同拱璧。仁和钱学士东林赠以诗云：『一壶双笈费周旋，栎坞茶山醉即眠，梦到竹西歌吹地，不禁肠断杜樊川』……」（注释4）由此文可知，乔氏生平著述系由徐渭仁为之缀拾成篇，刊于咸丰元年，乔氏应辞世于道光晚年之际。而由仁和钱学士诗中看来，乔重禧之生平活动或许曾涉及于茶事。|然而，此中需注意及者，系王韬于此卷中同样录载了瞿子冶之生平，（注释5）并特别载明子冶与杨彭年合作制壶之事，甚为详细。然王韬在记述乔重禧文中，不惟未提乔氏有「宜园」、「吉壶」等字号，也只字未提及其曾与杨彭年合作制壶之事，如乔氏真有此字号，并曾有与杨彭年合作制壶等事，岂不足怪哉？设若「宜园」、「吉壶」等俱为乔氏之字号，何以会出现于瞿子冶与杨彭年合作的壶上？|如以上述二壶之「宜园」、「吉壶」等款印，将之与「子冶石瓢」的同式款印进行比对，或是将其「彭年」柄款与陈曼生（1768-1822）、杨彭年合作「瓢壶」（图4）（注释6）上的「彭年」柄款加以比勘，吾人可发现前者之笔划大多流于纤细柔弱，显得迟滞乏力，与后者之明确劲挺，显得自信十足之字迹，委实相差甚远矣，谓前述二壶俱为乔重禧与杨彭年所合作者，实属牵强。（见附表二）至于「乔重禧 杨彭年 石瓢壶」上有「罗浮香影。鹭洲」之铭识，或可遽以认定其为乔重禧所题，而无疑义。但另一件「乔重禧 杨彭年制 段泥石瓢壶」上有题识：「不道孤山伴孤鹤，从来佳茗比佳人，尝见曼翁茗壶写花，一枝自书，集句成铭，余特仿之。甲辰九月吉道人记。」此吉道人非乔重禧之字号，已如前述。甚且，先后曾与陈曼生、瞿子冶两人合作的杨彭年，虽未详其生平与生卒年，然至道光年间当已垂老矣。综上所述，吾人实可推断，这两件作品应为仿作，或为乔重禧与他人合作仿前人的作品。||注释1：图版引自：顾景舟主编，《宜兴紫砂珍赏》（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92），页118。|注释2：图版引自：黎淑仪、谢瑞华编著，《北山汲古：宜兴紫砂》（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5），页142。|注释3：图版引自：Sotheby’s， Water， Pine and Stone Retreat Collection Playthings， Hong Kong： Sotheby’s 2016， Lot 5.|注释4：（清）王韬，《瀛壖杂志》卷三，光绪元年十月刊本，线装本，页十六-十七。|注释5：（清）王韬，前引书，页十八-十九。|注释6：图版出自：唐云艺术馆著，《曼生遗韵—陈洪寿的砂壶、书画、篆刻艺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页20-21。||重26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