钤印：无竟居士 题识：旧读子美《六和寺诗》云：沿桥待金鲫，竞日独迟留。初不喻此语，及倅钱塘，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昨日复游池上，投饼饵久之，乃略出，不食，复入，不可复见。自子美作诗，至今四百余年，已有迟留之语，则此鱼自珍重益久矣。录东坡志林，儿玉仁兄大人雅正，弟张之洞。注：上款人儿王源太郎，日本明治时期第一智将，曾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台湾总督。笔墨宣章气势憾人张之洞与儿玉源太郎的交游史证《行书录》赏析众所周知，列坐“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张之洞，除却卓绝一世的谋略学识和政行功绩，最引以为傲的便是书法成就。其书法师“宋四家”之苏东坡、米元章，兼融铭文碑刻，笔力遒劲，气势磅礴，深负盛名。张之洞曾有“书诀”，称“即于两字求之，结体求丰，用笔求润”。此《行书录》，通体自然丰润，笔意开张，正是其书法常见之风貌。作品录《东坡志林》选段，写苏轼读杜甫诗不解，后至钱塘六合寺中见金鲫逾百年而神采依旧，乃悟子美所言“迟留”之意，更觉此鱼弥足珍贵。文辞似随机生发，平易自然，却行止有序，并无芜词累句，读之意境超然，韵味隽永，可为妙品。文章大意虽在金鲫之珍贵，但其中还暗藏了东坡居士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和博观约取、凡物寻味的审美范式。这种超然的精神境界广为后世文人所景仰追随，张之洞也不外于是。观其面世题作，所录内容多以苏轼诗词文章为主，所书亦不脱苏轼笔墨形神，该巨尺横幅的行书佳作当为同符合契。张之洞写此书，墨饱力足之余力求结体短肥，侧锋横肆不乏厚重朴茂，且行文跌宕起伏又一气呵成，浩然生息即刻顷纸而出，愈加臻于“心手相畅”的书写之境。所谓“观书知人”，世人必定能从中品察到张之洞的性情一如笔法般俊迈豪放又不失圆通老道。这种人物品格若体现到两国邦交上，便显得尤为重要。甲午战争后，日本改变对华策略，将目光锁定在张之洞这个介于新、旧之间，同时又雄踞东南、制衡朝廷的实力派重臣身上，并于1897、1898年之交派遣官员对其进行游说。张之洞经过精密的统计分析，认为“清国改革制度，莫若师法日本”，从而开始倡导对日军事、教育的考察学习，期间与日本官员保持了友好的关系。1898至1902年，日本提出“兴亚论”，希冀中日两国结成同盟，共同抵御西力东侵。此时的张之洞亦对中俄关系极为担忧，闻悉深表赞同，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日合作的进程。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开辟旅顺战场，在参谋长儿玉源太郎的指挥下大败俄军。而书跋提及的“儿玉仁兄大人”，正是这位被誉为“明治时期第一智将”的儿玉源太郎。此人曾任桂太郎内阁的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台湾总督等重要职务，亦是“明治陆军三杰”之一。如此悍将，自然能引得张之洞注目，赠送手书便成为与之交游的重要途径。此宏幅巨制，笔墨宣章，气势憾人，且以金鲫之稀有喻良将之难得，这些在张之洞看来，正与儿玉源太郎相得益彰。而手书历经百年依旧品相完好，亦足见儿玉源太郎对其珍重万分。此作可谓武将间惺惺相惜的绝佳佐证。翻阅史料不难发现，文献中并无二者互有交集的明确记载。此作自日本归来，不但起到了补史之功效，还丰富了“清末重臣手书”的内涵及品类，亦能从中窥探张之洞从主战到亲日的心路转变，一卷多得不外如是。如此书、文、史俱佳的作品，在清末中日关系风云变化的背景加持下，市场价值属实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