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执壶形制特殊，与传统玉壶春式执壶相比，本品之造型十分少见，直颈修长，折肩，弧腹，至底渐收，下承圈足。颈上半部贴近口沿处，一侧出带状鋬手，另一侧出四方形弯流，壶口做葫芦形，其造型|明显带有浓厚的异域风格，通体罩施黄釉，其上以青花描绘纹样，颈部绘缠枝牡丹纹，肩绘变形莲瓣纹，莲瓣内绘如意云头，为明早期典型之装饰风格，其下绘一周缠枝花卉纹。腹部以青花绘八棱如意云头开光，内绘牡丹、灵芝、莲花等四种花卉，两两相对，底足处绘勾云纹一周。整器造型及纹饰皆明显具有浓厚的伊斯兰风格，自永乐以降，因波斯、阿拉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相融和，于瓷业上，这种带有伊斯兰风格的瓷器除流行于海外，内廷亦多有烧造。其造型大多受西亚金、银、铜器的影响，或仿西亚的金属等器皿器形生产的。如本品之造型即可于十四世纪的伊斯兰金银器上寻得类似形制，参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十四世纪嵌银执壶（图一），除了造型的域外风格以外，本品之纹饰也采用了带有域外偏好的花卉植物缠枝纹样。|此类执壶以青花更为多见，与本品纹样风格完全一致者可见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青花花卉执壶（图二），该馆亦入藏一只有盖类似执壶（图三），其盖疑为清朝后配。伊朗阿德比尔圣庙萨非王朝宝藏收藏数例，载于约翰·亚历山大·波普，《阿德比尔寺藏中国瓷器》收录两只相类品，页55，编号29.439及29.441；再比一例，出自土耳其奥斯曼王国皇室典藏，见康蕊君，《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伊斯坦布尔，John Ayers 编，伦敦，1986年，卷2，编号622。大英博物馆亦有同类品入藏；并著录于《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卷5，页76，编号157；另一件属汉堡库尔斯特和吉韦尔博物馆，参见《Chinese Decorative Art》，图52；上海博物馆亦有同类品，可见《青花釉里红》，页140。宣德时期该器形仍有烧造可参见景德镇考古研究所藏宣德年款修复器。另景德镇御窑址永乐初期地层曾出土一白釉执壶残器，器形与本品相近，唯方流作开口式，此品类目前未见整器存世，见《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香港艺术馆，香港，1989年，编号6|此器造型罕有，这种仿效叙利亚和波斯金属器皿形状烧造的瓷器，在国内更为常见；据对坦桑尼亚基尔瓦岛大清真寺遗址之发掘之考古报告可知，十二至十五世纪输出的陶瓷仍以青瓷为主，青花则数量稀少，往往为优质品，如本品远销伊斯兰地区则被视若珍宝，往往会请当地之能工巧匠錾刻铭文于其上，以示所有权。可参见香港苏富比，1988年5月17日，编号18，此件出于东印度公司孟加拉国审计长 John Murray MacGregor of MacGregor 爵士，得自印度孟加拉国，壶上铭刻波斯语铭文显示该壶曾属于印度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 （在位1605-1627） 收藏。||[ 参阅 ]|①《阿德比尔寺藏中国瓷器》，1956年，页55，编号29.439、29.441|②《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1981年，卷5，页76，编号157|③《青花釉里红》，上海博物馆，1987年，页140|④《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的瓷器》，台北，2017年，页114-115|⑤《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第一卷》，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37、38|⑥《景德镇珠山出土永乐宣德官窑瓷器展览》，香港艺术馆，香港，1989年，编号6|⑦《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鸿禧美术馆，台北，1998年，编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