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壬戌秋九月书于邗江道中。董其昌。钤印：董其昌（朱文）、知制诰曰讲官（白文）收藏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恭亲王（白文）、皇六子（朱文）、宣统鉴赏（朱文）、宣统御览之宝（朱文）、通州李氏韵湖真赏珍藏（朱文）、咏庄珍玩（白文）
录文：唐律。侍从有邹枚，琼筵就水开。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来。对酒山河满，移舟草树回。天文同丽日，驻景惜行杯。杨子谈经处，淮王载酒过。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径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岩城时未启，前路拥笙歌。云馆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春池百子外，芳树万年余。洞有仙人簶，家藏太史书。君恩深汉帝，且莫上空虚。高楼月似霜，秋夜郁金堂。对坐弹卢女，同看舞凤皇。少儿多送酒，小玉更焚香。结束平阳骑，明朝入建章。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门前洛阳客，下马拂征衣。不枉故人驾，平生多掩扉。行人返深巷，积雪带余晖。早岁同袍者，高车何处归。旧简拂尘看，鸣琴小月弹。桃源迷姓字，松权有秦官。空谷归人少，青山背日寒。羡君栖隐处，遥望白云端。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说明：董其昌手书五言诗，均节录《全唐诗》中王维所作古诗。一阙南北宗论，千载文思遥相接——董其昌《行书唐律》手卷诗文书法意境共赏陈姗小姗读画录董其昌手书五言诗，均节录《全唐诗》中王维所作古诗。董其昌写唐代著名文人王维的诗词，也是遥接古人的风神，二人大有渊源所在。明代画坛，董其昌一向是执牛耳者。董其昌以佛家的禅宗喻画，将南北宗论确定之后，被作为南宗文人画的精神领袖，在画坛挥斥方遒。而王维，就是被几千年的绘画史所盖棺论定、推为至尊的南宗文人画之祖，是董其昌的画坛前辈。王维，名气大得很，其开元十九年状元出身的身份，就足以风光无限，他一生官至尚书右丞，所以世称“王右丞”。王维笃信佛教，自号摩诘居士，以维摩诘为偶像，在诗坛上，王维又与孟浩然被并称“王孟”，所以他也被后世尊称为“诗佛”，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并提。世有“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之说，唐代宗曾誉王右丞为“天下文宗”，王右丞不仅写得一手好诗，并且精通音律，善书法，篆的一手好刻印，是少有的全才。著名学者、诗人、画家苏轼评价王维时说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右丞的诗中有画意，譬如：“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再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又比如“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皆是美妙不可方物之境，倘若成画，意境也是幽微奥妙，意境无穷。王右丞的诗中不仅画意盎然，还有禅意幽幽传来，譬如“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松含风里声，花对池中影”，再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深山空”，“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又比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渗禅意，流动空灵，王右丞的诗远离尘世，无一点人间烟火气，山水意境已超出一般平淡自然的美学，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王右丞的才情，可谓在泉成珠，著壁成绘。所以后人评价他说“维诗入妙品上上，画思亦然。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皆天机所到，非学而能”，又说“摩诘以淳古澹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后人推王右丞为南宗山水画之祖，是有很强大的才情作支撑的。董其昌所书的王右丞之诗文，也是天趣、画意与禅味并重的佳句，因董其昌也生性喜欢参禅问佛，他书写的王维诗句，如“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就是禅意盎然之句，又比如“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既有诗情，又充满画意，必定和董其昌的处事心境也是深相契合的。此外，董其昌对王右丞的认可还不至于文学和绘画，在艺术理论方面，董其昌对王右丞也多有继承和发扬，譬如王右丞的《山水论》提出“凡画山水，意在笔先”，“ 远山不得连近山，远水不得连近水”，“ 树不可繁，要见山之秀丽；山不可乱，须显山之精神”，这些观点，董其昌也深以为然，在其《画禅室随笔》中深为认可。此外，王右丞在《山水诀》中又提出“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 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泛舟楫之桥梁，且宜高耸；著渔人之钓艇，低乃无妨。悬崖险峻之间，好安怪木；峭壁巉岩之通途。远岫与云容交接，遥天共水色交光。山钩锁处，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时，栈道可安于此”，这种种绘画章程，在董其昌的画面中常多见之，可以说，王右丞的绘画理论，也直接启发了董其昌的画境，以及他对画论研究的肇端。“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娓娓的诗思在行云流水般的书法中穿梭，董其昌的行书，从此帧《行书唐律》手卷可见一斑，于率易中得之，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董其昌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从无拙滞之笔。在章法上，董其昌注重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安排，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松江知府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 ，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董其昌学习研究历代书法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和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发愤用功终至自成名家。董其昌的书法，在当时的书坛非常具有话语权。明末书法有“北董南张”之说，即指董其昌和张瑞图，二人又与邢侗、米万钟合称晚明四大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其昌书法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皇帝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 》，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康熙皇帝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其昌书法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成为馆阁体的基本范本。在康熙、雍正之际，董其昌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此帧《行书唐律》手卷作于1622年秋九月的邗江道中，曾是清宫中旧物，多在达官贵人之家流转，印章“乾隆御览之宝”、“ 恭亲王”、“ 皇六子”、“宣统御览之宝”和“宣统鉴赏”等鉴藏印昭示着他的递藏有绪，后来流入民间，成为北京通州李玉棻等人的藏品。作为明末极负盛名的大画家兼大理论家，董其昌的理论和绘画向上影响到对中国绘画史的把握，向下影响到绘画主流创作的发展，董其昌之后的四百年，中国画坛都一直没能摆脱他的影响，可以说，董其昌左右了他之后一般士人的审美意识。他的文人画审美精神，上接王右丞，下启清初四王，可以说，董其昌书写的王右丞诗文，具有特殊的历史时空存在意义，其文化价值已经远远超越其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