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大清乾隆年制 说明 形制高贵 书画俱佳 皇家殿堂陈设之重器来源：美国亚利桑那州土桑市，Parker女士家族旧藏参阅：1.《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珐琅彩、粉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图版，137。2.《清代康雍干官窑瓷器．望星楼藏瓷》，2004年，编号53。3.《清康雍干名瓷》，国立故宫博物院，1986 年，编号80；4.《世界古美术展览会》，山中商会及日本美术 协会，大阪及东京，1932年，编号648 经过康熙雍正两朝之积淀发展，清乾隆时期经济发达，国力鼎盛，其瓷业生产也达至顶峰，烧造品种之丰富，种类之多样，装饰之华丽，令人赞叹。《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有“清瓷至乾隆而极盛，器式之多亦莫与伦比”之语。乾隆御瓷在康、雍两朝制瓷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出了许多格调新颖的瓷器。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记事档案中可以看出皇帝直接干预制瓷事宜。皇帝对部分器物的用途、形体、花纹等常有御旨，制作前须进呈画样或木样，审定后才交景德镇烧制。器物款识、配衬纹饰等在记事档中均有记载，如：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旨将选定磁器交唐英嗣后烧造，俱照现今发去样款为定，琢器五十二件样式尺寸不许更改，其颜色花纹或于此内酌量互相更换尚可；……年款俱依新定篆书‘乾隆年款’字样，勿致胶柱鼓瑟。……该监督年节进贡偶尔随意用洋彩吉言新式之类不在此限，钦此。” 本品当属“洋彩新式”，可不需完全遵照钦定瓷器之样式烧造而成。尊体量颇大，无与伦比。侈口，长颈，折肩，长圆腹，圈足外撇，颈部置对称螭龙耳。除腹部八处环绕式如意方框开光外，外壁通体于绿地上施洋彩绘繁复纹样。口沿及胫处绘一周如意云头纹，值得一提的是胫部的如意云头纹并非简单的平面绘画，而是以雕瓷之技法点缀，营造出立体之效果。其下则以胭脂红彩轧道环饰缠枝番莲纹。底足处则以墨彩留白点缀一周卷草纹，颈部装饰瑞蝠衔桃，其余则以繁缛的缠枝莲纹满绘，枝叶漫卷，细致入微，其敷彩颇为精到，纹样皆以不同浓淡之色泽搭配，体现阴阳向背，富丽浓妍，绚烂夺目，颇具西方巴洛克式装饰风格，尽展乾隆彩瓷奢华之风。腹部主体纹样则颇具巧思，以矾红彩做八如意方框开光，其内施白釉，绘一面画一面诗，交融更替为饰，所绘四首御制诗如下：所题四首御制诗皆录于《四库全书》之《御制诗乐善堂全集定本》，卷24，页15-16。此集所录为乾隆尚为宝亲王时所作。此四首原为题蒋廷锡（1669-1732年）画屏五景，咏苍松牡丹、黄蜀葵、荷花及梅花，皆御题。然此瓶四幅花卉却为黄蜀葵、牡丹、菊花及石榴花，与诗中所咏略有不同。自幼接受儒家教育的乾隆皇帝常以文人皇帝自居，热衷于各类文玩雅器的同时，赋诗成为他的终身嗜好，曾自述：“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时人谓之：“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 因此此一时期，出现以皇帝御制诗文为饰的各类佳器。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曾赞叹：“康雍干三朝绘画不题字之品为最多，有题字者较少，若题字必精楷，又以御制诗为至珍贵。” 以乐善堂御制诗为粉本烧造瓷器于《活计档》中尚有一条记载：“乾隆十七年，十月十六日，王常贵交御制诗四套，传旨，着赏唐英，嗣后烧造磁器，应用诗之处即用此诗捡选烧造，不必用《乐善堂》诗文。钦此。”由此档可知，乾隆十七年以前官窑上的御制诗主要来源于乾隆二年本《御制乐善堂全集》，十七年之后则改为以乾隆皇帝登基后所作的诗文为主。盖因乾隆皇帝对于年少时的诗作略有不称意，如乾隆二十三年，曾降旨收缴改订《乐善堂全集》，谓之：“今日偶阅《乐善堂集》，缘初刻所存卷帙颇繁，其中多有不甚惬心之句。” 前述乾隆一朝御瓷皆有皇帝钦定样式烧造，而所绘纹样也大多有本可依。清宫档案中如意馆一类，多有下旨命供职画师起稿画样制作器物之记载，而以御制诗为题钦命画师合画之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如本品所题蒋南沙之诗句，或可参照其时蒋锡廷之花卉纹样，蒋庭锡（1669年—1732年），生于康熙八年，于雍正十年卒于任内，谥文肃。历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为康雍两朝之重臣，尤其于雍正四年迁认户部尚书开始，直至雍正十年去世，其政治生涯达到巅峰，雍正四年兼任兵部尚书，雍正六年，拜文华殿大学士，仍兼领户部，并于同年十月得赐太子太傅，一生忠诚宣猷，勤慎奉职，位居极品人臣。其画作深得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朝皇帝的喜爱，在康熙、雍正时期蒋廷锡被誉为“徐熙黄筌一派”的正统传人，其画风在雍正十三年张庚的《国朝画微录》中被称为“风神生动，意度堂堂。”蒋廷锡的画作笔调近于恽寿平，设色明凈，清古冶艳，富有装饰性。比较重要的是蒋廷锡于雍正七年授太子太傅，成为包括弘历在内的众皇子的老师，弘历对其甚为敬重，曾请其为潜邸时所做诗文作品《乐善堂全集》作序，故而乾隆皇帝推崇其画作并以其为御瓷之官样实属自然。如对比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蒋廷锡画作，这种用重粉营造质感，以淡色渲染的风格，以及图案布局和纹样描绘皆与本品所绘花卉十分相似，或正为本品花卉纹样之渊源。由此档或可推据出本品烧造时间应为乾隆十七年之前，为唐英榷陶之下的御窑厂为迎合乾隆皇帝审美观，煞费苦心所研发出来的新奇式样，由《活计档》可知，乾隆六年之后，唐英监管的景德镇御窑厂，大量制作新样御瓷，尤以洋彩器最为突出。这是因为清高宗曾于乾隆六年奏折中，责问唐英为何五年以前所烧制瓷器远逊于雍正年间所制。（见乾隆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唐英谨奏《遵旨敬谨办理陶务折》内朱批：不但去年，数年来所烧制者，远逊于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而如本品以御制诗纹为饰者，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文件》记载，第一次烧造御题诗文器皿为乾隆七年，其时恰逢六年责令唐英勉励烧造之后，该奏折阐明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唐英从景德镇回九江关的途中接到乾隆谕旨一道：“遇（奴才）家人钦捧到御制诗一首……谕旨将此诗交与唐英烧造，在轿瓶上用，其字并宝玺酌量收小，其安诗地方并花样亦酌量烧造。”。唐英奉谕旨于同月率领御窑厂众能工巧匠，经过奋战十七天之后，第一批御制诗文轿瓶遂成，“遵将睿藻敬安瓶上字，分四体与瓶式配合以避雷同……”雷霆君威之下，唐英谨将此以避雷同的新样“进呈”，并“……皇上教导改正谨叩，请仍将御制诗笺暂留窑厂收贮以便于来年春到厂开工时，另酌变样式再制……” 整尊造型端庄秀丽，诸彩绚丽浓妍，绘画细致工整，工艺精湛绝伦，在洋彩工艺基础上结合雕瓷、瓷胎画珐琅、瓷胎轧道，矾红描金等多种装饰手法，融汇于一体，并以缠枝锦地衬托开光白地花卉并御制诗，前者绚丽盛放，后者内敛雅致，对比强烈，可见乾隆奢华与传统兼容并蓄之艺术品位，展现出唐英榷陶时期乾隆御窑高超的制瓷技艺，华丽典雅，令人赞叹。外底通施松石绿釉为地，中心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本品源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土桑市，Parker女士家族旧藏，传承自其祖父，该瓶于Parker女士家族中收藏已超过一百年。遍查公私著录，此瓶未有相似作例见诸出版。但装饰风格及纹样则有类同，可参考清宫旧藏一例八开光花卉并御制诗瓶，现藏北京故宫，载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珐琅彩、粉彩》，图版97。另一为四瓣开光金地瓶例，前序著录，图版137；另见一蓝地八方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展于《清康雍干名瓷》，编号80；另见一器形较大之松石绿地瓶例，属望星楼珍藏，展并录于明尼亚波利斯美术馆《清代康雍干官窑瓷器．望星楼藏瓷》，编号53。 L.J. Pead 先生旧藏一粉红地粉彩开光灯笼瓶，绘三幅花卉并三首御制诗，售于香港苏富比2014年4月8日，编号3050。另一例为撇口瓶，属东京 Michael Klatchko 医生（1883-1968年）旧藏，曾展于山中商会及日本美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美术展览会》，编号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