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乾隆年制”四字单行篆书款 说明 成双成对 御用书房装饰赏玩参阅：1.《怀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艺术展》，澳门艺术博物馆，2001年，图版63-2、92.《华丽彩瓷——乾隆洋彩特展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2008，页86，图203.《天民楼藏瓷-第一集》，香港艺术博物馆，香港，1987年，图1164.《景德镇陶瓷全集（第一卷）》，中国新闻出版社，2000年，页138此壁瓶成对而存，呈半剖之瓶形，背部平整，有圆孔及方穿以供悬挂。撇口，收颈，颈侧双出夔龙为耳，腹部圆润至底渐收。其底部设计巧妙，与双耳一同罩施矾红为地，其上描金装饰，与瓶身装饰迥然有别，并做成底座之样式与瓶身连为一体，设计独特，工艺精巧。瓶身通体罩施柠檬黄釉，釉面洁凈，匀润有泽，呈现娇妍之柠檬黄色，其上以青花绘饰纹样，口沿为如意云头纹，胫部装饰变形仰莲纹，颈部与腹部以青花缠枝如意西番莲纹作为主体纹样，其间以蕉叶纹间隔，所绘纹样繁复紧密，细致入微，颇见功力，其画工复杂而不失严谨之态，与清妍之黄釉相衬华而不俗，妍而不媚，清新悦目，与乾隆一朝过于浓重的华丽色彩明显不同，基调趋于清丽，颇为娇嫩舒雅，且青花色泽过渡深浅浓淡皆有章法，愈显搭配映衬自然。器底金彩书“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横款。壁瓶在清宫档案中被称作轿瓶，是悬挂于轿内的装饰物，亦可悬挂于斋堂墙壁上作插放花卉之用。据陶榖《清异录》记载，南唐李后主在春日繁花盛开之时，就以隔筒插花，置于梁栋、窗户、墙壁和台阶上，号称“锦洞天”，此即壁瓶之肇始。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对其极为推崇：“床内后柱上钉铜钩，用挂壁瓶，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冬夏两可。” 以文人皇帝自居的乾隆皇帝，对小巧灵秀的壁瓶尤为钟爱，以之装饰宫廷，故宫养心殿三希堂内即挂壁瓶十四只。并多次赋诗文赞赏，如乾隆七年的《咏挂瓶》：“官汝称名品，新瓶制更嘉。随行供啸咏，沿路撷芳华，挂处轻车称，簪来野卉斜。红尘安得近，香籁度帷纱。”诗意为挂在车中的壁瓶，可沿路采撷鲜花插入以供观赏。另一首乾隆八年《挂瓶迭前韵》云：“蘅皋掇菁藻，毡室伴清嘉。却喜多风韵，偏宜对月华。纷披红艳多，掩映绿叶斜。还似文轩侧，微吟倚碧纱。”却是写乾隆皇帝北上塞外木兰秋弥之际，悬挂壁瓶于帐中增加风韵。故而乾隆壁瓶形制丰富，凡传世所见经典的瓷瓶造型皆可被化裁为壁瓶，纹饰富丽繁密，构图颇见章法，融合中西之艺术风格，兼施以各色釉彩，错彩镂金，穷妍极巧。乾隆御瓷之烧造，延续雍正时期制定瓷样之方式，十分关注其釉色及造型之搭配，往往亲自下旨钦定，如：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旨将选定磁器交唐英嗣后烧造，俱照现今发去样款为定，琢器五十二件样式尺寸不许更改，其颜色花纹或于此内酌量互相更换尚可；……年款俱依新定篆书‘乾隆年款’字样，勿致胶柱鼓瑟。”而如壁瓶之样式，也可见诸于档，《清文件》记载，乾隆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轿瓶一件……传旨：照此轿瓶款样，不要太大，做挂瓶六件：菱荷香箭柱上挂四件、屋内檐柱上挂两件，要锦上添莲花，留空堂写诗，……俱先画样呈览，准时交江西烧造。钦此。”于乾隆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司库白世秀、达子来说太监胡士杰，传旨：着照菱荷香现有挂瓶，画秋花挂瓶样呈览。准时，交唐英烧造挂瓶三对，在生秋亭建柱上挂二对，柱子上挂一对。钦此。”“于六月初二日，司库白世秀将画得秋花瓶样大小二张持进，交太监胡士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交懋勤殿写诗。得时，交唐英按大样烧造一对，照小样烧造二对。钦此。”“于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司库白世秀将江西送到秋花挂瓶三对持进，交太监胡士杰呈进，讫。”由此可知此一时期精美壁瓶之烧造，皆依赖唐英榷陶之下的御窑厂，唐英任督陶官后，改明时之厚重为纤巧，佐以华丽纹饰，深得乾隆帝钟爱，此类壁瓶皆属于清宫传办或贡御瓷器，不在每年烧造的大运瓷器之列，极其珍贵。整器隽永而秀雅，虽造型小巧，但琢器的修坯精细，底足亦处理的十分考究，胎釉精良，抚之细腻柔润，颈部所饰如意双螭耳，极具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乾隆早期瓶类典雅耳式之一，修长的瓶体与灵动的双耳搭配，愈添华绮。黄地青花作为宣窑之代表作，雍正一朝多有烧造，乾隆时期继续延烧。但检视流传至今的御窑黄地青花器，以各式盘类最为多见，琢器立件则甚为珍罕。翻检各方典藏资料，可见乾隆一朝各色壁瓶种类繁多，其中以御题诗文款居多，可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著录于《华丽彩瓷——乾隆洋彩特展图录》，页86，图20；另一例为清宫旧藏、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清乾隆红彩描金瓠纹葫芦式壁瓶，刊于《景德镇陶瓷全集》（第一卷），页138，故宫博物院有一对，参见《怀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艺术展》，图版63-2、9。